[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8)03-0004-05 正如一位激烈的批评者所言：“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当代工人阶级形成史讨论无可质疑的起点。工人运动史在过去两个世代里的一般转型与复兴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围绕汤普森的对话。”[1]在这场对话中，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学说是毫无疑问的中心话题，而其阶级意识学说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忽略了。人们这么做的理由在于，在汤普森那里，阶级意识学说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形成学说的内在组成部分，因为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形成的主要标志。“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经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2]尽管这种看法符合汤普森阶级学说的逻辑结构，但却不应当也不能成为拒绝对其阶级意识学说进行系统研究的理由。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只能像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安德森和历史社会学家特林伯格那样，得出该学说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这一似是而非的结论。 一、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三个来源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不少英国学者都曾研究过工人阶级意识问题。另外一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从5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现代工人运动史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于1971年分别发表《阶级意识札记》和《历史中的阶级意识》两文，对自己的阶级意识学说进行了系统阐述。1958年，剑桥大学的新韦伯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洛克伍德出版了《怒气冲冲的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一书，对丰裕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意识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60年代与自己的同事约翰·歌德索普合作的一些论著中对此进行了深化。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围绕已经成为“自为的阶级”的现代工人阶级意识展开的。汤普森则不然，他所要研究的是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发展过程中的工人阶级意识。由于这是一个前人没有系统研究过的领域，因此也就意味着汤普森不可能找到现成的学说指导自己的研究，而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理论创新。 首先，汤普森在阶级意识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展开的。安德森和特林伯格之所以认为汤普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汤普森过于强调了文化因素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出了否定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倾向。汤普森对类似指责的反驳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清晰分离实际上是19世纪工业化以后才发生的，而在前工业化时期，经济与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是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照搬照套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原理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混乱。[3]在他看来，就阶级和阶级意识研究而言，真正具有指南意义的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因为通过这个范式人们会看到，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关系总体，因此，“阶级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的结构：要在理论上强调一个方面对另一个方面具有优先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最后的’起作用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中，也在经济形式中。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男女们的经验也在发生变化。这种经验按照阶级的方式进行分类，分成社会生活和意识以及男女们的赞同、抵抗和选择”[4]。很清楚，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汤普森的确凸显了文化传统、工人阶级基于传统的自发斗争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另外一点也是同样清楚的，即他始终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工人阶级阶级经历(阶级经验)的变迁，来探讨、呈现这种作用的。 其次，汤普森在阶级意识研究中实现了一次文化转向，而这种转向源于他对雷蒙德·威廉斯所奠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传统的延续。汤普森阶级意识研究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截然对立，把研究焦点从单纯的经济过程转移到了总体性的文化过程，强调阶级意识是文化的生成。他指出：“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5]这种文化转向实际上是汤普森在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的启示下自觉完成的。在《文化与社会》(1958年)、《漫长的革命》(1961年)等著述中，威廉斯基于对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社会变化的描述与解释，总结提炼出了两个核心命题：“文化是日常的”[6]和“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7]。这两个命题一方面颠覆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幻象，证明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实践基础上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文化整体，无法截然分割为所谓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另一方面颠覆了资产阶级的文化精英主义幻象，证明文化是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参与、共同创造的生活方式。对此，当时正在创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汤普森有一种殊途同归之感。威廉斯强调，文化就是在物质实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阶级和阶级意识的社会生成同时也就是它们的文化生成。作为一种呼应，他发表了题为《漫长的革命》的长篇评论文章，系统阐发并盛赞威廉斯所取得的成就，肯定它们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历史观的结果。[8]他的不满之处仅仅在于，他认为“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之说遮蔽了文化是“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结果这一事实。[9]作为一种证明，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之后的18世纪英国社会史系列研究中，他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以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的存在，以及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在这种斗争过程中的文化形成。 最后，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还得到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的重要启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曾对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以笼而统之的方式无差别地作用于学派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对汤普森而言，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第一，它扩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模式，“使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强的文化共鸣”，从而为他的文化转向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由此，我们就不仅可以在几乎不加掩饰的专政的意义上来理解阶级权力，而且还应当在更精致、更具普遍性因此更具强制性的形式上来理解它。”[10]第二，它基本克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权力模式的内在困境，揭示了工人阶级自主地形成阶级意识、进而取得某种文化霸权的可能道路，因为“被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在国家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在国家的教育机构中发挥不断增长的影响，以及通过控制地方政府等等方式，准备霸权……可以展现一种萌芽的霸权，或者在有限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霸权”[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