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主（英文democracy来自希腊文demokratia），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组合而成，意思是人民治理或做主。在人民治理这种意义上讲，民主设想的充分意义往往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现实。然而，在现实过程中，民主又是一个时时发生的现实，人们在不断扩大着自己的民主权利。 在现代社会，“民主”一词具有了神圣的价值，它成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面旗帜。无论是否符合事实，任何政府或组织都把自己描绘为民主的，而把对手说成是不民主的或反民主的。但是，民主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并不具有绝对的性质。一方面，历史上，民主并不是一直具有现在这样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民主从来没有达到过纯粹的性质，任何国家或组织都没有实现完全的民主。实际上，民主，按其本意，就应该是一种妥协之道。民主不是赞颂的神圣对象，而是人们为了过尽可能公正的社会生活而安排的程序性的妥协方法。 在《面对未来的西方政治理论》中，约翰·邓恩就认为，有现实的和理想的两种民主。民主既是崇高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安排。但是，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生活能够同时反映民主的这两种性质。在（论民主）中，罗伯特·达尔也认为，讨论民主问题时，最让人困惑的是，民主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现实。就如达尔指出的，在历史中，民主经历了争论和批评，即使它的支持者对“有关民主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难以“产生共识”，“因为对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们来说，‘民主’意味着不同的事物。”[1]在古希腊，民主意味着自由民的权利；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主意味着殖民地白种男人的权利：在当代，民主越来越趋向全体公民的权利，可是这种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只是“投票权”而已。 然而，在如何理解民主的这种二重性质时，邓恩和达尔是不同的。邓恩是悲观论者，达尔则是乐观派。邓恩认为，“在规模很大的现代后工业社会里，民主是无法实现的。作为一种理想，民主承诺给人类带来自我实现和自由，但在现代社会里，这种承诺却无法兑现。因而，最佳的民主制也不过是一种限制统治者使其不做越轨行为的方法，最差的民主制则成了无用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梦想。”[2]这就是说，在当今政治生活中，民主是既无法得到又无法停止追求的东西。 对达尔来说，民主的前景要乐观得多，虽然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可以循序渐进地实现。在历史上，民主就有一个逐渐扩大范围的过程。最初是选举权，然后是对公共空间的实际占有的份额。穷人、妇女、少数民族、边缘人士都逐渐获得选举权，并且获得表达自己观点的某种权利。达尔说：“即使我们不能指望仁慈的历史力量去推动民主，我们也不会是我们自己无法驾驭的力量的牺牲品。”[3]这就是说，在达尔那里，尽管民主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可以循序渐进地实现。因为理想的标准就为我们提供一个尺度，利用它就可以对现实的民主进行比较和评价。在任何地方，在理想的民主和现实的民主之间都存在鸿沟，但是人们可以寻求更加民主、更加接近理想的办法。 我认为，邓恩的悲观是不可取的。但是，达尔的理想标准也是虚幻的，因为理想本身就是历史情景的产物。没有超越历史限制的理想，任何理想都是从现实出发而得出的。理想的视野是受主体的历史条件限制的。所谓理想的民主，无非是在现实民主的基础上看得更多或更远一点而已。如果理想的标准是价值判断，现实的描述是经验判断，那么经验判断从来都是价值判断的基础，离开经验判断的价值判断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二 我认为，没有不依赖于历史条件的、永恒不变的理想民主形式。民主无非是社会成员之间为了达成利益妥协而安排的某种妥协程序，以便能够实现某种公共生活。 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看，现实存在的人是单数的，复数的人是单个人的累加。人民不能思考，是人民中的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民没有行使权力，他们是借助某些个人在行使权力。如果一种权力由全体人民平等地行使，那么它就不成其为权力。 理想的民主应该是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得到平等的尊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的意见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在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达尔指出：“良好的目的彼此常常存在冲突，而资源又有限，因此，无论个人还是政府的政策决定，几乎总是需要权衡，需要对不同目的进行平衡。”[4]这里的“权衡”或“平衡”就是妥协。民主需要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之间的妥协，形成某种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共识”。共识不是全体一致，而是某种相互妥协的方案。在这里，人人都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可以通过联合和说服实现部分的目标。如果认为民主就是达到人民思想的统一，那是非常危险的。正如萨托利指出的，“至少在政治学中，极端的一致性的结果是，理性主义民主总是处在变成一种想象的民主的危险之中，它有可能离开现实太远，以致无力应付现实世界产生的问题”。[5]同时，人们有可能借助完全的民主（公意）而走向专制和暴政。 民主显然是通过计数而实现的多数或多数的代表的治理。民主需要计数获得授权，但是计数之后仍然应该有妥协，否则胜利一方就可以合法地依据多数的优势而制裁少数，从而成为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暴政”。政治精英依靠多数获得授权，但是他不应该只为多数行使权力。应该有约束多数的机制，使多数派不致变成绝对的权力。权力不能全部给予多数派，应该使少数人得到某种保护。民主不能成为胜者全吃，执政者应该对其他社会阶层负有某种责任。政治家必须掌握妥协的理念和意向，否则社会就没有对差异的宽容。如果没有对差异的宽容，民主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