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末，比较政治学界众多学人从不同视角对转型国家进行研究，特别是“为何部分政权维持了政体的存续和稳定，而另一些政权仅存续短短数年便出现崩溃”这一问题。譬如，印尼的苏哈托执掌国家大权长达31年，而洪都拉斯前领导人克鲁斯(Ramón Ernesto Cruz)在位仅1年。对于“转型国家的掌权者如何化解冲突与挑战，保持政局稳定”这一问题，学界试图用“体制性整合”(Co-optation)的理论进行诠释。既有体制性整合的研究虽提出了很多颇有洞见的观点，不过，这一风行一时的研究在概念、内在机制等诸多方面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阐释，国内学者的系统讨论亦相对鲜见。鉴于此，本文围绕“体制性整合如何促进政权稳定”这一核心问题，对经典文献中体制性整合的概念、作用、媒介和微观机制展开学理讨论，并进一步评析该理论的不足，同时从研究议题和方法上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从而揭示体制性整合理论的相关面向。 概念：体制性整合的内涵与功能分析 体制性整合的概念最早源于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塞尔茨尼克(Philip Selznick)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研究。按照其最初的定义，“体制性整合是组织将新元素吸收到领导层或政策制定结构中的一种方式，通过此方式可避免对其存续或稳定可能产生的威胁”①。塞尔茨尼克探究了TVA如何应对反对力量。其研究发现，为消解社会不满情绪，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将美国南部农场组织直接纳入项目建设的决策中，使潜在的反对者成为联邦政府支持者。换言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委员会吸收(absorb)了他们，将新利益群体纳入政策制定结构中。此后，相关文献用“体制性整合”来描述反对活动被行动者试图影响的强力团体或组织有效俘获的情形。② 其他相关研究虽未使用甚至提及“体制性整合”的概念，但揭示的功能与体制性整合异曲同工。如吉列尔莫·奥当奈(Guillermo O’Donnell)对拉美国家的研究指出，官僚式权威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通过将社会反对力量封装(encapsulate)到体制内以保持政权的稳定，此处的“封装”与“体制性整合”颇为相似。此外，格罗斯曼(Herschel I.Grossman)在农民盗窃地主这一行为的研究中亦发现，土地调整是地主面临租金受到非法侵占“威胁”时的最佳策略选择，有助于农民将努力转到农业耕种上。再如，达隆·阿齐莫鲁(Daron Acemoglu)等人的研究也认为，西方历史上统治者通过不断扩大特许经营权避免了商人起义和社会动荡。在其研究中，特许经营权也可被视为体制性整合的一种具体手段。③ 尽管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体制性整合并不能与一次性收买政策等而视之。其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化安排，以便将体制外的精英吸收进体制内。此外，其也不等同于“合作主义”(corporatism)。合作主义主要是指在磋商环节中，合作主体之间能得到相互承认和尊重，不同主体具有平等地位。而体制性整合意味着将原有反对者拉到主流阵营中，旧有的反对团体放弃自身原有的利益主张与诉求，转而支持现有体制与制度。因此，本文认为，体制性整合是执政当局借助一系列稳定的制度化安排，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决策过程中。通过这种方式，体制外精英得以进入体制内。这一过程使原有的反对者成为现有体制的支持者，最终消解潜在威胁，实现政权的稳定。体制性整合具有多重含义，可以指过程、手段，亦可指策略、机制，本文将在多重意义上理解与使用这一概念。 根据传统的“减压阀”理论，西方民主国家发生革命的概率更小，因为选举是阶级意识的坟墓，也是革命的坟墓。④相较而言，转型国家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更多。譬如，社会不满力量极易积聚，从而导致极端的抗议行动。概言之，掌权者面临的国内威胁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社会大众，即体制外反对者策动的抗议、骚动，甚至是起义和革命等；其二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 学界以往对转型国家面临威胁的主导性认识为：社会公众是影响政权稳定的首要因素。即将转型国家的核心政治冲突限定在体制内少部分精英与体制外广大民众之间，米兰·斯沃利克(Milan Svolik)称之为“政权的控制问题”⑤。例如，詹妮弗·甘地(Jennifer Gandhi)与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社会大众才是掌权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此外，阿齐莫鲁等人以及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的研究亦强调，掌权者最大的威胁来自社会大众的起义。⑥不过，近来另一批学者则强调，体制内精英的分裂才是掌权者面临的最大威胁。例如，芭芭拉·盖迪斯(Barbara Geddes)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国家潜在领导人之间的竞争，她认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是影响政权稳定的首要因素。而斯沃利克通过对1945-2008年全世界303个转型国家掌权者更迭的定量分析发现，因政变导致的掌权者更换达205次，占比高达68％。由此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分裂才是掌权者执政威胁的最大来源。⑦ 面对威胁，压制和体制性整合是常用的策略。压制作为“强制回应法则”，被认为构成转型国家的核心特征。因而，掌权者更可能用压制去保持执政地位。传统理论认为，压制与政权存续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例如，理性选择学派强调，压制能增加反对派对抗当局的成本，使集体行动变得更困难。⑧不过，布尔诺·德·梅斯奎塔(Bueno de Mesquita)等人指出，使用压制对政权存续并无显著影响。⑨此外，利用压制手段挫败反对者会导致政权陷入困境：政权的强制机关可以挫败反对派，但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拥有了采取类似行动去挑战现有政权以及掌权者的能力。⑩遵循“相对剥夺感”路径的学者强调，压制会增加异见人士的抵抗活动，过度地使用可能会降低其合法性，且易激化矛盾(11)。因而，体制性整合就成为应对威胁、化解冲突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