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启动至今，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在理论研究上越来越受关注，在政策导向上已作为未来30年发展主题，在实践变革中也渐渐成为大趋势。然而，现代化及教育现代化，世界各国在时间线上有先后、在类型上有多种。中国的现代化缘起何时，又怎样影响教育的现代化发展，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视角来理解和推进教育现代化，究竟有何性质上的不同及形态上的差异，这些脉络并不完全清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之艰难历程中的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性与现实等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加之当下特定的现实境遇，就决定了我们在理解和推进现代化及教育现代化上需要有独特的中国视角。 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背景透视 “现代化一经在世界上任何一地展开，其影响便无可避免地渗及全球各处，不管这种影响靠的是武力还是人心所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所有不是先行者的国家都成了后来者，而所有后来者又都发现，自己社会结构中的一些主要因素被那些与现代化相联系的巨大感召力和压力悄悄地破坏了”。[1]这段话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现代化似乎已经成为无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二是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将发生深刻的甚至根本性的改变。 (一)作为先行者的西方现代化理念 有研究指出，现代性是一种“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现代化是现代性观念在“经济、政治、科学与文化方面的运作”，具体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如传统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2]我们将西方称为现代化的“先行者”，不仅仅是基于一种发生时间顺序上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指出现代性和现代化概念在根源上的“西方性”，即以启蒙思想为核心，高举理性和自由的大旗，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尽管在西方内部，各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追求上却是一致的。据此，以发展动力为标准，有研究者用“原发式”“后发式”和“新发式”来区分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的不同模式。①“原发式”是指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以英、法、美等国为代表，其动力来自内部，表现出缓慢和渐进的特征；“后发式”是指后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其动力根源在于社会外部环境的逼迫和挑战，发展表现出快速、突进的特征；“新发式”指目前正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其向现代化过渡的措施是多种多样的，但至今仍未形成一种公认的发展模式。[3]这样的划分方式尽管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西方视角。 根据西方的传统现代化理论②，“现代化就是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转变，从神权专制向民主法制转变，从低分化低流动的乡村社会向高分化高流动的城市社会转变，从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转变”[4]。对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可追溯到经典社会学中的现代化思想，如工业社会秩序的思想，以及对现代化的后果与趋势的思考等；同时，与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历史理论等均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形成了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共同理论基础的分支众多的传统现代化理论。20世纪中期，传统现代化理论在新兴民族国家普遍流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历史与国情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对传统现代化理论所包含的政治价值导向持否定态度，却也吸取其合理因素，将“现代化”一词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导话语。 20世纪70年代初，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中的合理因素被新现代化所吸引，后者还运用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对传统现代化理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新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并非总是一体的、落后的、起阻碍作用的，相反认为传统可能促进现代化，现代化也可能为传统的复兴提供机会。在发展方向上，新现代化理论反对只有先发现代化一种模式，认为落后国家有自己的道路。在内外因素关系上，新现代化理论既重视内部结构变动，也重视外部因素的作用。”[5]除新现代化理论外，又先后出现了第二次现代化、全球性现代化、“生活世界”现代化等理论与思想。 (二)作为后来者的中国现代化定位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在西方现代性框架内的继承、修正和发展。因其领先世界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实践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殖民主义的色彩。而作为后来者的中国现代化，也经历了从认同、追随，到反思、批判，进而形成自己视角、探寻自己道路的过程。 1.康有为：“物质救国”与“以中衡西”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游历欧美并据此撰写了《物质救国论》，提出“物质救国”的方策。他认为，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第一必须改变传统的重文轻工的观念，重视工商的发展；第二，应崇实黜虚，发展实用科学，摈除虚学；第三，走出去，请进来，即“派游学”、学于外，“延名匠”、教于中；第四，发展私营企业，引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竞争机制；第五，提出解决财政问题为发展现代化的关键。同时，康有为认识到“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因而倡导普及平民教育。在对西方文化的观察和反思中，他深感西方文化重智、中国文化重仁的差异。在他看来，“吾久游欧美十余年，凡欧美之美善，有补于中国者，吾固最先提倡取法之。然吾之乎法，集思广益，去短取长，以补中国而已，非举中国数千年文物典章而尽去之也”。因而强调在“以西人之学艺政制”的同时，“衡以孔子之学”。[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