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19-13 教育学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它的学科归属比较模糊。它不仅关注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教育”，而且关注“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个人），它横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是在近二三百年前才开始从古典人文科学中诞生出来的一个学科群，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割舍不清的关系，故研究者多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合起来（人文－社会科学）以与“自然科学”相对立。（注：一般来讲，学术界公认的“社会科学”分支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宗教学、管理学等；明显属于“人文科学”的包括语言学、文学、艺术、哲学等等。教育学、历史学、护理学等横跨此二者之间［转引自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5.］。）本文使用的“社会科学”这一名词不强调它与“人文科学”的差异性。 归属于社会科学的教育学具有很强的实践取向，它始终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理论如何才能不脱离实践？实践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所以，这一问题最终归结为关于教育理论自身的三个问题：其一，理论与实践的原本关系是什么样的？进一步而言，教育理论的目的是什么？它与实践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适应这种目的的理论型是什么？（注：所谓的“理论型”，取“型”所含有的“模式、形态”之意，以表明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整体特征的不同。）其二，为什么现有的教育理论会与教育实践相分离？其三，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应该采取哪些方法和取向？ 一、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考察 （一）教育理论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对教育寄予的希望太多，以至于分不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教育可以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可以传授知识技能，可以培养人的审美和判断力，这一切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以，苏格拉底才讲“知识就是美德”，才会提倡“爱智慧”。然而，这一切都应该说是教育的附属品。教育所培养的应该是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表现为求知的欲望和反省能力。（注：正如林语堂告诉林太乙不必读大学，自学就可以了；也正如傅雷宁愿自己教傅聪，也不让傅聪进集体性的学校一样，他们都深明于此。） 人有了求知的欲望，一生的学习就不是负担，所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人有了反省能力，也就具备了“切己体察”的移情能力。对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望的人来说，周围的一切无不是学习的对象，它可以保证所学的知识不再是一堆死知识，而是“三省吾身”之后的所得。与教育所企求的这种状态相比，知识是次要的。倘若学生身上具有一种求知的欲望，那么，什么样的知识他学不会呢？再者，倘若我们真正相信学生的话，就不会对他们的品德发展担心。毕竟品德是最私人不过的素质，它的形成最终还是靠学生的内化。对具有知识基础和反省能力的学生而言，他的头脑是开动的机器，具有判断能力是他的基本特征。对这样的学生而言，基本的道德修养是没有问题的，而更高层次的道德修养则无善恶好坏之分，是教育无能为力，也不必过分紧张的问题。 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就要求教师不再是一个机器一般的教书匠，而是一个具有同等素质的人。他需要有主动创造的精神，有启发智慧的能力，有视教学如艺术的修养。教育理论的目的就是开启教师的心智，培养教师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注：当然，开启心智的不限于教育理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任务。）但是，现在的教育理论越来越成为一门纯理论、“纯科学”，越来越成了不能说明实际问题的教条（哈贝马斯评理论与实践的现代状态）。教师学习了教育理论之后，不仅没有开启心智，反而日益成为一种不会思考的教学工具。他们不仅没有培养起学生求知的欲望，反而压抑了学生好学的冲动。最应该讲求人格魅力的教师，已与工厂的技工相差无几了。原因在哪里呢？与其从教师身上找原因，不如从教育理论上找原因。 （二）理论与实践的多种关系 对人的精神具有解放作用的许多预设对于我们当下的心智则有着太强大的控制，致使我们无法从别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早已熟知的概念。我们现在通行的“理论”与“实践”的概念都来源于西方。但是，正如西方一样，我们也忘记了它们原有的含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词源学上来说，西方的各种表示“理论”的词汇都与希腊文“theoria”一词有关。“theoria”表示的是某一团体或团体中的某一成员参与某种祭礼神明的活动，这个词表示的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理论乃是真正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1](p.320)它并不呈现为与实践的对立，而是参与实践并与实践相统一。 当然，理论的具体形态不仅取决于它的词源学上的考察，更取决于它所从属的具体学科。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曾做过具体的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1 人类的认识能力类型（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n)[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我们在这里主要谈前三种。这一部分曾参考洪汉鼎先生《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的相关内容。）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相当于亚氏的“技术或应用科学”，它区别于“纯粹科学”，更区别于“实践智慧”。前者以“不关联人的生存和价值的所谓客观真理概念”为追求对象；后者“以主体的主动参与为其理想”。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注意到了这些差异。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多种知识共存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与之相适应的多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哈贝马斯(J.Habermas)曾对此作过考察，其结论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