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急遽变化的“时刻”，进入“二战”后新的转型时代，是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如何思考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从而发出具有前瞻性价值的学术声音？事实上，只有理解了这一大变局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对未来的思想史研究作出大体准确的判断，并找准思想史研究对时代的关切之处。 何谓“大变局”时代，学界有很多不同的界定和阐释。大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的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等都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未来如何实现绿色可持续性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要关注。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人类社会目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平等的阶段，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现在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第三个不平等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目前贫富分化已到了临界点，可以说10%的人口拥有了90%的财富。第三，移民与宗教问题。这类问题日趋严重，因为这涉及认同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内，人数众多的外来民众一直还保留着自己的文化认同，则意味着国家价值观的分裂。第四，高科技和人工智能对社会和对人的影响。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人工智能将会给人的思维认知和行为方式、给社会组织体系带来重大的变化。第五，在全球化发展中，全球秩序正在进行变动与重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际社会如何理解与对待中国的成长，或中国能否与如何融入全球体系，这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对于目前的这一系列全球性变革，可以借用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预言来概括，即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诞生。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社会需要给予解释和引领，也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①的确，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时刻，总是会给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提供宏大的舞台，特别是对思想史研究者来说，更是有了见证历史、思考历史的极好契机。可以说，每到时代的转型时刻，总是会诞生出一批思想家。 回到当下，也许是由于这一变局才刚刚拉开序幕，目前还没有产生比肩于福柯、德里达那样具有颠覆性和前瞻性的思想家。在今天思想家奇缺的时刻，思想史研究理应肩负起重任，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由此就引出了思想史研究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思想史通过研究众多思想家，考察他们面对时代困境时的思考，将会给社会提供精神资源与启迪。例如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面对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的合法性缺失，写下了《利维坦》，从社会契约理论出发论证了“国王不等于国家”这一命题，从而为现代国家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样，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理论更是成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基础。这是指单个的思想家，而如果我们通过对思想谱系的考察，探讨思想连续性和断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更能够看出思想与社会的关联，以及思想家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动而展开思考。例如财产权这一问题，从洛克论述的财产成为人的一项权利，到《人权宣言》中将此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再到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等一批思想家对财产权重新思考，认为财产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而是要为了社会的“共同善”而被“再分配”，由此形成福利社会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欧洲现代社会的发展演变中，思想原则不断地“再造社会”，从而留给了我们丰富的学术资源。 由此直接引申出，思想史研究怎样为“大变局”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我们又该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聚焦于何种研究领域，才能实现这一旨趣。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回顾欧洲近代思想的演进历程，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纵观欧洲近现代思想的演进，按其特征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7—18世纪英国革命到启蒙运动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思想家们从社会契约理论出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重点是关注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从19世纪到1945年“二战”结束为第二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形成，社会因为贫富分化而分裂，因此，如何弥合分裂、取得社会团结、进行社会再造，成为最为紧迫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思想家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思考资本主义的特性，从而为福利社会建立了思想基础。另外一条线索则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形成，以及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合。第三阶段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社会发展。第四阶段则是自21世纪以来，随着高科技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移民与宗教问题凸显，加之贫富再度分化，在思想观念上民粹主义与生态主义等思潮成为这个时代的呐喊。 在粗略梳理了历史上思想的演进、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之后，可以看出，欧洲近现代历史上曾涌现出六大思潮，即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加上民粹主义。有西方学者曾认为，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三大思潮，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从时间上而言，如果从空间意义上说，自近代以来，欧洲的这些现代思潮向全球扩展时，不仅引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社会激荡，而且也萌生了新的思潮，例如帝国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一直到今天的依附论和东方学等。 如果说欧洲近代的三大思潮塑造和建构了欧洲的历史与社会，那么，今天什么样的思潮将会塑造当下的全球“社会”呢？这就需要发现新的议题。面对贫富分化、新中产的崛起、新的数据化与人工智能世界的来临，如何准确理解这个社会及其运转的逻辑十分重要。表现在思想观念上，比如，看起来当下民粹主义盛行，其实这不过是反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如果在这一维度上理解，可以说，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一，回顾我们国内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两种思潮的研究其实还有所不足，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相对缺失，对与资本主义关联密切的自由主义虽有一些研究，但也只是聚焦在政治维度，未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转机制层面展开考察，更未能突出“资本主义”这一核心主题并与社会史相结合，似乎对一种主义就是仅仅局限在思想观念或者理论层面来进行考察才是合理的。实际上，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不再仅仅将资本主义作为思想观念和理论，而是作为观念的社会史考察，更能为我们提供洞察力。正因如此，目前，我们需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维度下，重新思考关于资本、市场、劳动、财产权、企业和公司等的思想史，从而探讨当下的社会不平等和18、19世纪的不平等的异同。目前的社会冲突是一场新的阶级冲突，还是族群与移民之间的矛盾？是全球资本共谋的结果，还是要重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考察的实质就是重思创造财富的动力来自何处，又该如何合理地分配财富。也就是说，面对当下新的社会分化和分裂的状况，如何能够找到社会再造的新思路，让人重获权利与尊严。对此，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在进行探索，例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等著作，已经提出了对未来社会再造的新设想，要建立一种参与性的新型社会共同体，确保资本与劳动者双方的利益。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