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铸与拓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即始终要以“当代立场和批评视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作出尽可能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发，以更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并拓宽其疆域”①。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上层建筑“保障”说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说正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铸和拓展。巴利巴尔认为，实际上阿尔都塞从早期那些引发广泛论争的篇什也即从《保卫马克思》开始，就以“重建或再造(refounding or reconstructing)历史唯物主义”为目标，极为重视“发展关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从零开始生产一种理论”②。所谓“从零开始”，意味着阿尔都塞认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之中尚未发展出作为独立形态的意识形态理论，而阿尔都塞重铸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工程又是与他对毛泽东理论文本的接受相关的。本文试图探究阿尔都塞如何通过上层建筑“保障”说及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命题重构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揭示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理论的接受与上述命题的关联所在。 匆忙发表的、仅仅作为《论再生产》的“一些摘录部分的拼接”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③未能完全展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革命性、斗争性维度。在斯特尔特·霍尔(Stuart Hall)看来，该文本中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极与关于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分析的一极发生了分裂，而他认为阿尔都塞对前者构思不充分，而随后大量讨论集中于后者而非前者，导致了各种灾难性的后果④。随着《论再生产》等理论文本近年来的出版和译介，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真实全貌正在逐渐浮现。《论再生产》以“再生产”统摄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范畴和所有环节，力图矫正经典马克思地形学或基础—上层建筑的“大厦”隐喻的“描述性”“不稳定性”，充分描摹出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真实复杂机制，从而呈现中断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可能性之所在。“想要阐明大厦的空间隐喻指出了其存在，却又没有为其提供概念解答的许多问题，只要采取再生产的观点就够了。”⑤那么到底什么是再生产？阿尔都塞明确给出了以下“等式”：在阐述生产关系与“国家”及国家机器的关系时，他指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在保障着新的生产关系(换句话说即新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延续durée/duration=存在existence/existence)的新国家和新国家机器的保护下完成的。”⑥故此可说，再生产就意味着“延续”和“存在”。那什么又是“延续”和“存在”，以及为什么要研究再生产？雅克·比岱一针见血地指出：“关于结构的再生产理论，必然是关于结构改变的理论：其目的是揭露不变的条件——最终终结那种不变性的变化也在这种不变的条件中产生。说到底，它无非是一种理论，只不过有两个入口：再生产和革命。”⑦故此，所谓“延续”和“存在”或“再生产”，正是雅克·比岱所说的“结构”的“不变的条件”，而“结构”的“不变的条件”恰又是“不变性的变化”从中产生的依据所在。只有从理论上精准阐明了“再生产”的机制，才能从理论上真正阐明对“结构”也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⑧进行“革命”的确切路径何在。研究“再生产”恰是为了研究“革命”之可能性，“再生产和革命”由是殊途同归。 阿尔都塞是在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下层建筑的地形学隐喻的基础上提出上层建筑“保障”说的。阿尔都塞当然并非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地形学的第一人。实际上，据詹姆逊考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个地形学的“公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仅被使用过一次，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反经济主义以及对文化的强调，普遍地否定这个公式⑨。就阿尔都塞个人的思想来源而言，列宁和葛兰西关于社会经济基础与文化上层建筑的相互互动的关系(mutuall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对阿尔都塞有深刻影响⑩。列宁强调尽管无产阶级专政的优先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他强调必须适配相应的文化的革命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经济发展的必要补充(11)。这与佩里·安德森提出的葛兰西将上层建筑作为“政治”问题加以关注非常相似。佩里·安德森指出，葛兰西的整个工作都是不间断地集中于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文化的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效能(autonomy and efficacy)看作一个“政治”问题，强调文化的上层建筑的与社会秩序的保存或颠覆之间的关联(12)。既然列宁、葛兰西已经先于阿尔都塞阐明了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的“互动”关系、文化等上层建筑之于社会秩序的直接关联性等问题，那么阿尔都塞反思地形学隐喻的创见是什么？ 阿尔都塞试图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基本概念及其关系提供一种更为复杂而精微的动力学阐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尔都塞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之上首先强化了“法”“国家”等环节，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由此以更为精确的方式嵌入和渗透到下层建筑和基础之中。相比作为“一些摘录部分的拼接”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论再生产》展示了“在阿尔都塞那里构成‘不在场的环节’的东西：主要是对法的发挥和对革命的发挥，而处于它们之间的，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概念的‘拓展’的提议”(13)。通过强化“法”和“国家”的环节，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与“地形学”中其他层级之间的关系彻底超越了以往一一对应的机械决定论模式。阿尔都塞进而令人炫目地展示了一种生产力/生产关系、下层建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国家/法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一种交相渗透的、非线性的、复杂联动的全新地形学：“……首先，‘意识形态’不再是高于‘国家’的另一‘层’上层建筑，而是直接就存在于‘国家’当中，即存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其次，构成‘国家’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镇压和意识形态，保障着‘法’的运行；最后，‘法’保障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保障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于是，原先在马克思的地形学中位于上层建筑中的两层，乃至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本身，就在阿尔都塞这里相互交织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具体的整体’。”(14)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他重新整合了意识形态之于国家的关系，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之中而不是再是孤悬于国家之外；国家之内的镇压性和非镇压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法”协同作用、保障着“法”，而“法”则保障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故而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最终“相互交织”为一个“具体的整体”。在此整体中，由于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不再泾渭分明而是彼此犬牙交错、水乳交融，故此无法再简单明了地区分作用与被作用关系，“反作用”说也就无从谈起，因而必须以上层建筑之于下层建筑的更为复杂的其他理论模态来描摹之。更重要的是，上层建筑实际上具有远非所谓“反作用”所能涵盖的更重要的功能。“这意味着，虽然下层建筑‘归根到底’决定这上层建筑，但下层建筑本身的持续存在，要通过上层建筑(法、国家、意识形态)来保障。这已经远不是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反作用’了。”(15)那么，为什么说下层建筑的“持续存在”需要上层建筑来保障？而意识形态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