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01-0150-11 现代汉语的众多表述之中,“文学”业已成为自明的概念。通常认为,文学的辨识不存在特殊的困难。一部文学作品不可能与政治读物、化学教科书或者健康手册、考古报告相互混淆。根据现代知识体系分类,文学构成了相对于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门类的一个独立学科。文学概念的标准涵义通行于汉语辞典、课堂教学、学术著作与日常用语,仿佛众所周知。然而,众多历史资料证明,这种标准涵义的认定与通行仅有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如今的文学概念来自现代性复杂的理论运作。 古代典籍的考证表明,“文学”一词始见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古代汉语的“文学”远非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而是泛指种种博杂的人文知识。这种观念持续至晚清,例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仍然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①尽管诗、词、文、赋、传奇、小说、杂剧等众多文类济济一堂,但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称迟迟未曾诞生。鲁迅的《门外文谈》曾经解释说,《论语》之中的“文学”并非现代文学概念。现代汉语通行的“文学”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②。相对于古代汉语,“文学”进入现代汉语的脱胎换骨不啻一个繁杂而浩大的学术工程。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的涵义经历了剧烈的理论颠簸。从多种观念的交汇、冲突、磨合到逐渐稳定并且形成相当范围的共识,文学概念的定型与声势浩大的新文学遥相呼应。也许,人们无法认定完成这个学术工程的确切日期,然而,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证明,20世纪30年代前后,人们对于“新文学”的认识已经相当接近现今的标准涵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如此定义文学: 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③ 周作人身兼新文学作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代表了那个时期相对普遍的观念——周作人的后续演讲并未为之持续地解释和论辩,这间接地显示出如此定义已经获得广泛接受的程度。迄今为止,文学史已经从不同的方位考察这个学术工程的来龙去脉,包括描述小说、戏曲以及文学教育等各个具体领域隐含的分歧线索。④相对来说,我更愿意关注的是这个学术工程的理论含量。晚清以来,无论是西方文化的大举登陆还是各种文类遭遇的震荡,理论开始承受多向挑战形成的压力。理论不仅提供种种必要的解释,并且负责重建文化秩序。在我看来,文学概念的涵义认定同时意味了理论构造的转换——现代文学概念的定型至少完成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 首先,不同知识体系对接带来的理论扩展。许多考察指出,日本学者将古代汉语“文学”与英语literature互译,对于现代汉语的文学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英语中,literature词义的演变路径与“文学”不无相似——literature曾经泛指学问、知识、文法修辞等,18至19世纪才逐渐窄化,专门指谓虚构、想象、具有审美愉悦的文学作品。⑤换言之,“文学”与literature的互译并非简单的词汇配对,同时考虑到相称的历史背景。然而,这个时期的现代汉语之所以需要一个与literature相仿的概念作为众多文类的总称,知识体系的衔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西方文化的登陆不仅输入了大量的新词,同时还展示了一种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如果说,经史子集是传统文化沿用多时的知识分类方式,那么,西方文化的现代社会科学按照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等门类分科。跻身于众多学科,文学必须拥有若干独一无二的特征作为专属区域的依据。不同的知识体系渊源有自,但是,现代性同时制造了众多知识体系相互遭遇的历史情势——作为一种现代文化标记,西方文化知识分类被视为范本。这不仅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兑换为民族国家的强大竞争力,而且,西方知识体系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大学教育的声援。晚清以来,西方知识体系的接受时常与西式教育制度的引入联系在一起。经过反复的争论,京师大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的课程设置设立“文学”科目,这时,文学概念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的“词章之学”相距甚远。“词章之学”聚焦于遣词造句的文法修辞,文学的虚构、想象是一种与理性、分析、实证相提并论的认知模式——尽管“词章之学”从未排除于文学之外。“文学”与literature互译、赋予文学概念前所未有的现代涵义,这些理论事件表明:不同知识体系正在彼此联姻,教育制度的移植是促成这种联姻的重要形式。这种背景之下,诸多人文知识的轴心概念开始进入远为开阔的历史文化空间,获得重新设置、定位与评估,继而显现新的标准核定的普遍意义。 其次,经世致用的思想。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独立的重要前提是摆脱经学的辖制。古代士大夫心目中,经学阐述的是宇宙之大道,其他文化门类仅仅是显现大道的小技。所谓的华彩文章即是如此。《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原道》《征圣》《宗经》,后续的思想家更为简约地概括为“文以载道”。无法折射出大道光辉的佳辞丽句无非是徒有其表的雕虫小技。这种观念盛行之际,文学的独立犹如一种理论背叛。京师大学堂课程设置初期,文学仍然隶属于经学而未自立门户。《奏定学堂章程》放弃了“尊经”的思想而允许“文学”作为八门主科之一,这是“文学”赢得主角待遇的学术标志。然而,尽管经学不再担任至高的圭臬,文学也并未放弃经世致用、移风易俗与道德教化的功能。换言之,文学的独立乃至“纯文学”⑥的提出并未在大范围造就“为艺术而艺术”的呼声。相反,从“诗言志”“美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到“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⑦,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相近的观念逐渐汇合起来,深刻地烙印于现代文学概念之中。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于古典文学的批判指向了雕琢、阿谀、空泛,陈独秀心目中的文学必须考虑“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⑧——这一切毋宁是宽泛的经世致用思想。因此,现代文学概念之中“文学为人生”的观点以及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时常被视为题中应有之义。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文学之所以与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等量齐观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