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21)01-0170-10 一、问题提出 教育自由(freedom of education)似乎不被认为是一个明确的教育学或法学概念，相关专业的辞书都找不到对应词条便是明证。然而，教育自由作为一项权利是明确存在于一些国家的宪法文本当中的。这一现状导致了概念的混乱或误用。 在中译宪法文本[1]中，关于教育自由或教育权的宪法条款，有不少地方就是因为概念不明而造成的误译和错译。比如将“教育自由”误译为“教学自由”或“受教育的自由”，将“教育权”误译成“受教育权”，或将“受教育权”误译成“教育权”等。①在英文(译)宪法文本[2]中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危地马拉政治宪法》的第71条是关于“受教育权”的，第一款中的“受教育自由”，英译本是用"freedom of education"，而第73条是规范“教育自由”的，英译也使用了这个短语。显然是英译者不想在“受教育自由”和“教育自由”之间做区分。此外，英译本中还常用"freedom of teaching"或"freedom to teach"术语来翻译本是教育自由的概念，这似乎也能说明英译者对教育自由的概念不是很明了。 显然，这些误译(用)往往是因不理解“教育自由”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教育权”“受教育权”的概念所致；而这一现象根本原因是教育学界和法学界都未曾为“教育自由”概念提供明确的解释。我国教育学界的确有一些论著是专门探讨“教育自由”的，但基本上都把它当作教育过程中的人应享有的自由，这与宪法权利意义上的教育自由概念刚好相反，因为宪法上的教育自由正是赋权给教育过程外的人的。法学界对此缺少专题论著，也只是行文中偶有提及，虽在理解上大体无错，但无法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概念蓝图。 既然宪法做了具体区分，学界模糊对待这些概念是不合适的。因此，认真对待“教育自由”，并给它一个明确的界定是非常必要的。接下来，我们不妨借助明确规定了“教育自由”的国家②的“宪法”来仔细探讨一下这个概念。 二、教育自由的性质 在分析教育自由具体性质之前，我们不妨将教育自由视为一种自由权。权利的性质一般会涉及到权利的主体，即谁可以主张或声明这项权利。不同主体声明自己的教育自由反映出这种自由的性质是不同的。由国家对外声明这项权利，那它就是主权性质的；由国家对内声明这项权利，则是权力性的；普通公民能依据宪法向国家声明的，那它就是权利性的；作为宪法权利若还能找到国际人权法的渊源，那么它就具有人权属性。 (一)主权性 当一个国家对外声明自己教育权时，这个国家可能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或它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因为“教育”一般是一国主权范畴内的事。20世纪20年代，我国人民掀起过“收回教育权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因为我国人民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我们不以“教育自由”为主张，最终结束了外国势力染指中国教育主权的现状。但由于历史原因，那些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从殖民统治下独立时，就不敢提出我们那样果决的主张，“教育自由”就成了一种妥协性的、相对温和的斗争策略。其实这就是有心“革故”又无力“鼎新”的无奈之举。从墨西哥1833年的“教育改革法”[3]1116中我们能看出这一点。它一面下令撤销教会办的各类学校，一面宣布教育自由。撤销宗教性质的学校表明墨西哥想开启教育世俗化之路，然而，这条路至今尚未走完。1917年墨西哥颁布宪法，加强教育世俗化倾向，禁止宗教组织向民众提供教育，没再确认“教育自由”，但这一举措一直遭到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在1991-1992年两次修宪活动中，墨西哥被迫废止了这项禁令，又回到了教会可以自由办学的“教育自由”状态。[4]可见，墨西哥当初提“教育自由”只是想摆脱宗教对教育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正是殖民统治的一种有效手段。“摆脱控制”当然是事关一国主权，所以，墨西哥当年为“教育自由”立法，其实是针对殖民者一种主权宣示，作为一项权利，它的主权性是非常明显的。其实，那些规定了教育自由的国家，曾遭受过殖民的国家占了多数，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教育自由的主权性。 (二)权力性 与墨西哥这类曾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不同，1830年比利时独立之前的教育也多由天主教会提供，但教会不会作为一种外来的控制力量，尤其是殖民统治工具而存在。比利时与教会之间的矛盾只是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间的矛盾，更多属于内部矛盾。1831年《比利时宪法》确立了教育自由原则，显然是向教会争取和宣示教育权的行为。[3]84当然，这种行为的主要动因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革命需要大批受过普通教育的劳动力，而这是宗教势力控制下的学校难以提供的。为保证工业革命顺利完成，新成立的比利时政府不再对教会办学的传统格局视若无睹，通过宪法宣示对教育的权力便理所当然了。只不过，摆脱传统格局并非易事，“教育自由”依然具有妥协意味。如果说比利时通过宪法宣示教育自由原则只是一种权力宣告的话，那么，世俗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后的1959年，比利时颁布法令再次重申宪法教育自由原则，规定除公共权力机构外，私立机构、团体或个人均有权开办各级各类学校，并能按规定获得经费补贴，[5]这便是一种授权行为了。可见，比利时宪法中的教育自由是一种权力性的概念。类似情形还出现在《加蓬宪法》(2011)中，比如第1条第19项，安抚宗教的同时宣示了国家有组织公共教育的权力；而就《魏玛宪法》所反映的国家对教育的干预，有人便认为这是“旨在削弱教会的垄断和保护儿童针对他们自己的父母的权利。”[6]281国家针对教会的干预行为显然是权力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