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动物从经验中学习。人类却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学习彼此的经验。我们能够学习时空上与我们相隔颇远的人的经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类发展了各种语言和其它符号系统，使我们能够交流观念、表达情感、团结合作，并使我们彼此的行为及观点受到理性的评估。此外，我们也需要这样做。人类个体是如此难以自立。我们拥有并且需要一种遗产——一系列逐渐形成的知识、实践、惯例和技术，好让我们代代相传。这就意味着从广义上来说，教育是人类独特的行为。它的意义重大。此外，我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去学，这就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能够想到什么关于如何学习的办法？什么是值得学的？如何学？为什么？要知道，并非所有的观点、惯例、实践或方法都是值得接受、践行并传给我们下一代的。 这些问题如同哲学一样古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问道：“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并且承认这个问题不能够仅仅通过决定哪一种教育能够给公民提供好生活的能力和愿望就得到回答。愿望很重要。如果人们想要过上美满生活，比如，美满生活离不开阅读，那么他们不仅要知道如何去阅读，更要有去阅读的愿望。所以这些关键问题不仅包括我们正在尝试做什么，还包括我们应该尝试做什么。很自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试着做的是这件事而不是其他呢？ 无论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反思性的事业（a reflective enterprise）。教育与灌输不同。无需思考正在灌输什么及为什么要灌输这些，灌输活动也可以照常进行。而教育活动包括对自己的目的和手段的批判性反思。我们正试图传递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试图传递这个？为了传递这类知识，何种方式是有效并恰当的呢？教育哲学提供审查以上问题的源泉，它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生长出来，又持续不断地为它们提供养分。它也从哲学的各个分支中衍生而出，又万流归宗，哺育着哲学各个分支的生长。 它追问一些基本问题，试图审查一些我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假设。例如：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理解？什么是学？什么是教？等等。上面一些问题看起来颇像心理学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确蕴涵了心理学的元素。不过心理学本身并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理解。因为以上都是一些规范性的（normative）问题。知识、理解、学、教……这都是一些成功的概念。它们涉及到对该观点已形成一系列正确工作的信念。于是，新的问题就产生了——什么是恰当的评价标准，如何证明选择这个标准是恰当的？举例而言：声称我已经知道水痘的病因或明朝覆灭的原因，不仅意味着我对该问题有一些看法，它还意味着宣称我已经就该问题获得了足够充分和正确的观点。我通过自己的认知活动获得了这些（即，它不是把别人的观点移植到我的大脑皮质层的结果），也许我所拥有的方法现在能够支持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提供了一些理由说明它们是正确的。很明显，当我声明我学到了某种知识时，我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分析。我此处的重点是想说明，要理解获得了什么东西，就必须知道学习这样一个问题要达到哪些要求。这也是一个规范性问题。 与此相伴，自然会出现其它一些问题：什么东西才是可学、可教、可知、可理解的呢？这些应该是什么知识？什么是这些教、学、知与理解发生的必要条件呢？在何种程度上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有情境性的呢？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回答才是道德的呢？最后这个问题并不奇怪。灌输信仰肯定不等于教学。例如胁迫、操作性条件反射，更不用说外科移植了。也许在我们试图教学生时，先要尊重学生的自主性（autonomy）。 教育哲学的另外一些核心问题是：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教育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正在试图做什么？这些问题明显有多种答案。也许作为整体的教育可以有多种目的。或者，教育的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目的。但我们若不对上述问题进行严肃思考，我们很可能就会迷失，不知该如何去设计我们的教育实践和制度。因为，不同的设计是为不同的目的服务的。杜威曾经提出过一个（我认为是正确的）观点，他说，普及的公共教育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如果没有某种资源帮助我们决定谁以及什么是值得投票的，拥有投票权对我们也没多少用处。所以，在普及的公共教育中（至少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中），存在一种政治公正。但有人可能觉得奇怪，这种公正就足够了吗？很明显，这是不够的。首先，它只能应用于民主社会中。那么有人想知道，在那些非民主或拒绝民主的社会中进行的公共教育就不公正吗？有没有一种公正是超越政治的？第二，人们受教育只是为了达到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吗？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有理由认为一个人成为民主社会的好公民只需要接受十年的教育，是否就意味着该民主社会中十年以外的更高教育就形同虚设呢？当政府财政紧张时，这些继续教育是否就应该被取消呢？如果答案是不，为什么不呢？还有，我们是否应该忽略那些对成为优秀公民不重要的课程呢？ 近来还有不少人争辩说，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普通大众成为劳动力。如果是这样，需要获得的就是能够让我们变成好工人的那些技巧和能力。这种观点可能受到情境制约。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工人们需要掌握不同的劳动技能。这就是我们寄予教育的期望吗？这就是我们认为教育的全部吗？应该为了这种目标而牺牲其他的教育目标吗？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这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每个人成为理性的主体。比起使人成为好公民或好劳动力来说，这种教育可能需要更多或不同的技巧。接下来，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就人类繁荣这一概念给出充分、无可质疑的内容。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关键恰恰是教育使命、课程设计、制度结构和目标都受到哲学假设的连连质问。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详细说明这些初步假设，并对它们进行批判性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