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赫尔巴特的教育机敏理论及其当代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底特里希·本纳,柏林洪堡大学普通教育学系荣休教授。柏林 10099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学报

内容提要:

文章分三个部分对赫尔巴特的教育机敏理论作出了思考。第一部分重述了赫尔巴特早期在哥廷根大学关于教育机敏的“教育学讲座”讲稿(1802)。在此之中,赫尔巴特将教育机敏理解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的调和,并且区分出三种常见的教育机敏模式,即分别处于实践循环、解释学循环和技术循环中的教育机敏。然而,这些模式在赫尔巴特看来并非理想的教育机敏,因此,他倡导第四种模式,即以理论为导向、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科学性实验的教育机敏,并且建议对教育机敏进行科学的培育。遗憾的是,赫尔巴特虽然在柯尼斯堡建立了旨在培育教育机敏的教育机构,但却未对教育机敏的构成条件作出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对于这一遗憾,文章的第二部分作出了简要叙述,并以对照之意继续阐述了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中的机敏研究方案,这些方案在当下问题的视角下探究了赫尔巴特未作探讨的遗留问题。最后,文章在第三部分概括了针对教育机敏的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基本纲要,尽管这种理论和实证研究尚不存在。此外,该部分还建议,按照赫尔巴特区分出的不同的教育形式,即管理、教学和咨询,也相应地区分教育机敏的事实内容和现象,以及在能力理论的问题之下去研究其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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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96(2021)01-0003-13

       一、赫尔巴特在哥廷根大学教育学讲座中有关教育机敏的理论,以及该理论在赫尔巴特教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赫尔巴特的“教育机敏”理论是其较早的教育学理论之一。这一理论发展于赫尔巴特学术理论的开端,与其1802年为《普通教育学》(1806)所作的前期准备相关。1802年10月,赫尔巴特在哥廷根大学于两天内获得博士学位授予并取得大学授课资格。接着,他在哥廷根大学宣布自己将会作为编外讲师在哲学专业的同行们不太高看的教育学领域开设自己的第一场讲座。通过这种方式,赫尔巴特推进了一项使命的履行,即为未来教师开设讲座。而在当时的许多地方,哲学界以及神学界早已确立了为新人开设讲座的使命,譬如18世纪末期偶尔在柯尼斯堡开设讲座的康德,以及后期在柏林大学开设讲座的施莱尔马赫。

       赫尔巴特在首场教育学讲座开始时便告诉听众,对于讲座所引入的这门学科,他既不会为其研究对象下“定义”,也不会对其持褒扬之辞,更不会介绍其发展“历史”或对其获取的最重要的认识作一次“俯瞰”。①这些都尚未到达成熟的时机。相反,讲座会以两种基本的区分为出发点,尝试由此发展出一个新的教育机敏的概念,并且还会试图推进这一概念的理论和实践建构。赫尔巴特首先区分了“作为科学的教育学”和“作为技艺的教育”。在现代条件下,两者不再被认为是既定的或者力求达到的统一体,而是处在理论和实践的差别中。第二种区分抓住这一差别,将“零星施展的”教育技艺和“娴熟教育者的技艺”作为区分的两面。②两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引向一个问题,即科学和实践能够为现代教育技艺的发展做出何种贡献。

       在赫尔巴特的思考过程中,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在时代历史的背景下作出的。这一背景是,前公民社会形态中的教育等级秩序正在向新兴的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公共教育过渡。赫尔巴特认为,现代教育实践和前现代教育实践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教育实践不再以一种由出生和阶层规定好的预定使命为目标来教育成长者,而是追求给予所有人一种基础的教育,这种教育指向一种不确定的、开放的“可塑性”概念,其培养每个成长者形成“多方面的兴趣”,并且支持成长者基于伦理的、道德的判断发展“道德的性格力量”。③

       考虑到参加教育学讲座的学生们的期望,赫尔巴特接着指出,他的思考只涉及在最初的区分中提到的三个范畴中的“科学”范畴。因此,学生们既不应当期望通过参加讲座获得教育技艺的指导,也不应当期望通过研习教育学理论就成为训练有素的教育者和教师。为了向听众传授关于现代教育者培训和现代教师培训变化了的结构所获得的初步认识,赫尔巴特要求听众与他一起“思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新型的区别。④他对这一主题的论述分为若干个小段,这些小段共同勾勒出了下面所介绍的赫尔巴特的“教育机敏理论”。

       首先,赫尔巴特谈及了第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一关系也是区分作为科学的教育学与作为技艺的教育的前提。在这一关系中,进行实践的教育者或教师无需理论性的训练和反思就在行动中直接发展出教育机敏。依据这样的模式,教育者和教师的职业也如其他尚未科学化的职业一样,是在没有明确引入理论的情况下、作为“纯粹的实践”被学会的。这种“纯粹的实践”传承已经存在的行动形式和行动技能,在手工业或行业技艺的意义上发展自己,并且不会被期待具有什么真正的创新潜力。至于在行动中直接发展出来的机敏,赫尔巴特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陈规惯例”的机敏。在缺乏理论的实践循环中,这种机敏发挥着“或好或坏”的作用,“行动的成功”并不会启发实践者去认识,“如果采取其他行动,可能会发生什么”。⑤

       其次,赫尔巴特摒弃了上述思考方式。现在他所说的实践者虽然继续在自己的经验循环内作出判断和行动,但是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实践是可以变得不同的。而现在所说的机敏发生在具体的“民族圈”以及与之相关的“特定时代”。“与其他任何一个个体一样,教育者带着他所有的思想、发明、试验和由此形成的经验被卷入到这一时代中”。接下来的论述可以被解释为,实践者现在知道,自己不再身处不经反思的或者说纯粹的实践中,而是处于一种解释学的循环,这种循环源自一种既定的历史社会实践,并且可以基于此被人分析和反思。

       在论述他的教育机敏概念时,赫尔巴特补充提及了理论和实践的第三种关系。这一关系以计算式自然科学模式下的科学理想——“全面得到贯彻的理论”为导向,承诺为实践者开辟能够发展出机敏的道路,这种机敏“严格一致且充分审慎地符合(科学上建立的——本纳注)规则,同时又完全切合个人情况的真实要求”。⑥赫尔巴特认为,这一模式不再处于实践的循环中,也不再处于解释学的循环中,而是以一种“超乎凡人的生命体”⑦为前提,这种生命体为教育行动领域构建出类似自然科学的规律,并且期望教育者和教师准确无误地将科学规律运用到具体情况中去。

       在以上介绍的思考过程中,赫尔巴特区分出了三种教育机敏的模式,其分别在实践循环、解释学循环以及技术循环内形成。这些模式描述了当人们开始在不同情况下做出教育行动时,他们如何培养出一定的习惯、行为方式和技巧。在赫尔巴特看来,这样的结构不仅存在于教育技艺的实施中,也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只要有技艺在纯粹实践的空间内发生,有技艺用解释学的方式去验证规律,或者有科学的、实用的理念方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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