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期在古代政治、社会、经济与思想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地方精英与朝廷不断地向主管部门反馈，以促进其检视和调整传统经学课程，并乐于为改进科举系统提出新的方法以考选文官。因此，作为一种才学能力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1] 我们不应把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障碍归结为帝制时期的科举制度。以“非技术性”的道德和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经典教育正适用于选拔精英为帝国高层服务，就像人道主义和经学教育适用于近代初期的欧洲各民族国家的需要一样。不仅如此，经典考试还是一种将文化、社会、政治与教育有机结合的有效机制，它既适应官僚政治的需要，又维持了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结构。士绅与商人群体因科名而被严格地区分开来。[2] 其实，科举本身并非一种能促进相当大的社会流动的途径。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手工业者而言，他们是没有机会参加考试以进入到精英圈子中的。资料显示，在地方每两年举行一次的院试中，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并非占二三百万的落榜生的绝大多数。除此之外，一个副产品现象则是来自士绅、军人和商人阶层的低级精英形成有限的循环流动。除此之外，绝大多数落第者还是滞留在社会的底层，后来，落第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识字人群，于是很容易地成为了其他辅助角色，如小说家、戏曲家、讼师、祭祀主持与宗族代理人等。[1]（第三章）[3] 因此，除了关注那些不依靠背景，以自己的实力成功地进入统治阶层的人之外，我们应越过科举考试的官方制度，关注大多数散落到体制之外的落第者。科举考试无意中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它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具有通经能力的人（男性和女性），他们不为政治目的，他们将自己的语文才能运用到非从政的目的中去，从医生到讼师，从小说家到举业家，从相夫到教子。[1]（第3章） 蒲松龄(1640-1715)，一个多次落第者，写下了许多士子被科举考试制度摧残的故事，以揭露科场仕途的黑暗。他最著名的是关于参加乡试的“秀才有七似”的精彩描写：“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4](P21，62-63)当然这是小说描写，但其文化内容充分呈现出举子在科场内外所经历的心理压力。 此外，妇女、和尚以及道教僧侣是没有考试资格的，中国帝制后期的候选者群体——就像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界一样，是有一定排斥性的。而且科举考试所测试的内容是以经书为依托，并要求用文言文阐释的。这一潜在的社会文化分化出垄断入学考试所要求的读写技能阶层和没有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阶层。中国古代在科举考试中所出现的部分精英与非精英的循环，以及考试枪手这一意想不到的现象，说明科举对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1904年，当现代改革派迅速地将科举制度淘汰时，清廷逐渐削弱了这一制度与绅士—商人精英者之间长期稳固的关系。在新式学校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之前，皇朝统治就已经于1911年灭亡了。由此，我们认识到科举考试既符合国家利益，又是儒家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随着科举制度的灭亡，王朝统治及其传统士绅也都在20世纪革命中崩溃了。 清朝末期的教育理念 在上古早期（公元前600—前250年），中国的思想家们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国家选才与用人中应优先考虑的是道德与能力，其次才是其血统与家庭出身。在帝制中国的早期（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不论何时，各宗族家族都会尽其一切可能，调动他们的经济和文化资源让家中的男孩子（偶尔为女孩子）接受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很难实现“任人为贤”的理想的。因为，在中古时代（公元600-900年），仍然只有那些地方上的名门大户和富有的家族才享有文化教育的特权。 然而，到了唐代(618-906)和宋代(960-1280)的时候，朝廷开始大幅度地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笔试来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此外，随着中世纪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一批为普通百姓开办的慈善教育机构得到发展。这些慈善机构中有许多是新的地方组织，它们遍布在各个县市。从此，许多贫民百姓，不论男女，都可以在佛教学校和寺院里接受教育。鉴于此类学校的发展与普及，除了极少数道教中的另类之外，在帝制晚期，许多代表人物，不论是朝廷官员还是社会人士都已经意识到：教育，尤其是儒家道德教育是维持政治秩序及文明生活的重要且基本的手段之一。[5][6][7] 16世纪来华的欧洲人对中国的教育成就惊叹不已。天主教传教士就曾对这一由政府主持的系统的文官考选制度十分赞许。这种赞扬延续到18世纪哲学家关于中国的记述，他们赞美“中央王国”，因为它实行合理的政策和开明的教育。然而，到了19世纪，这种赞赏消退了。新教传教士日益注意到，其实，生活在疏于管理的、腐败的官僚绅士之下的许多中国人都还是文盲，而且过着贫苦的生活。[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