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64/j.cnki.cn11-4907/j.2020.10.002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内地(大陆)、香港、台湾等地比较文学的迅速崛起，世界比较文学也迎来了第三个阶段，应该说这也是世界比较文学一个崭新的时期，即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新阶段。从那个时候至今天，世界比较文学与中国比较文学中的“跨文化研究”一直此起彼伏，发展迅速。 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比较艺术学来说，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或许更加适用。这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东西方艺术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而且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发现我们中国艺术自身的特色，进而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和国际视野的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作出贡献。 一、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从19世纪末比较文学问世以来，先后经历了比较文学的第一个阶段，即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与第二个阶段，即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比较文学又出现了何去何从的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比较文学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积极的探讨。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一些有识之士把眼光放到了正在崛起的东方之上。例如著名的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李达三(John J.Deeney)就是最早提出需要进行东西方文学比较的重要学者之一。李达三1931年出生在美国费城，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曾经去台湾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之后长期在美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多所大学任教。李达三非常熟悉中国文化，他为台湾和香港等地区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过很多贡献。在他的文章《比较的思维习惯》中，李达三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文从一个新的经验世界——中国文学出发，对比较文学的特性作一个崭新的观察。作者虽然教授‘比较文学方法’，但仍然和比较文学博士班的研究生一样，深为这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所困扰：何谓比较文学?其特性如何?其范畴如何?它是否仅为一种方法学?其方法究竟为何?”①从这段论述不难看出，甚至这位长期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资深学者，都对比较文学当时的现状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疑问与困惑，急于为比较文学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在同一篇文章中，李达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为了避免比较文学陷于西方文学圈子内不能自拔，更是为了适应国际局势的迅速发展，他认为：“为了扭转过分偏向西方的趋势，并使我们重新回到东方的经验世界，我乃选择中国文学作为基本的‘比较体’与出发点。这不仅是由于中国文学的清新面目，更鉴于一个信念：我们可望自其他迄今仍然陌生的文学传统中所学之处颇多。此外，富丽之中国传统给比较文学研究所增添的特殊的东方色彩，更能开拓西方人的眼界，使他们对文学产生一种更广阔的概念。大卫·霍克斯教授(David Hawkes)曾指出中国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上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乃在于它本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与西方完全无关的文学世界。’”② 与此同时，李达三认为对于比较文学来说，关键是要培养一种比较思维的方式和比较思维的习惯。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不但适用于比较文学，同样也适用于比较艺术学。李达三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别，造成了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许多根本性的区别。例如他发现，西方戏剧从始至终都受到宗教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世纪的宗教剧中尤为明显；与此相反，中国文学从总体上来讲是世俗的，就连中国的戏剧基本上也是世俗的。因此，他颇有创新性地提出：“用严肃的比较方法思考中英文学关连的人，都会发现自己对相异之处比相同之处更熟悉些。也许我们更应注意‘对比文学’方法，尤其是当两种文学如此迥异时，‘对比’也许比‘比较’更有益。”③显而易见，李达三提倡在东西方文学比较时，尤其是在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比较时，“比较思维”的方式与习惯，特别是提倡用“对比”取代“比较”的方式与方法，对于我们比较艺术学来说，也是非常有用并且非常实用的。鉴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别，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相异之处远远多于相同之处，因此更加适用于“对比”而不是简单的“比较”。但是，这种“对比”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通过这种“对比”，不但能够发现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之间的异同，更重要的是，能够发现中国文学艺术自身的鲜明特点和西方文学艺术自身的鲜明特点。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李达三认为：“因为比较文学是人文学科中最解放的一种，所以它颇能把我们从个人的心智形式与传统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比较的思维习惯使我们的心智更有弹性，它伸展了我们的才能，拓宽了我们的视界，使我们能超越自己狭窄的地平线(文学及其他的)，看到其他的关系。对比较文学家而言，中国是一个巨大刺激的挑战……同样地，比较文学的领域愈广愈好，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学特色会使该国的天才更精彩杰出。这种延伸了的地平线，能无限地丰富世人对文学深度与广度的了解与欣赏。”④显然，李达三在这里明确指出，比较思维的习惯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使我们看到各个国家文学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跳出狭窄的文学领域，看到文学与其他领域的密切关系；尤其是比较思维的习惯，可以加深我们“对文学深度与广度的了解与欣赏”。毫无疑问，当然也可以加深我们“对艺术学深度与广度的了解与欣赏”。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国际知名的比较文学专家，李达三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文学、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这才是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迥然不同的鲜明特点。他说：“本文第一部分对文学之外在及内在方法所做的区分，及合并二者之重要性，可由中国人所强调的人生与文学之间观念的和谐关系看出。‘中国哲学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学的内在精神。其重点在于个人内在生命与同胞及宇宙合而为一。’有一个文学外在研究的例子，表现在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上，可以说明中国诗、画、书法艺术所表现的时空观念与西方相当不同。”⑤实际上，李达三在这里讲的“个人内在生命与同胞及宇宙合而为一”，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作为一位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外国专家，他确实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学与中国艺术的巨大影响，这也正是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最大的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