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12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22)02-0059-10 “南北”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批评中的重要论题，古人区分南北差异，起初基于地理环境的比较。在长期适应外界地理环境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地域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的影响制约，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气质性格、语音强调等方面产生很大差异，进而影响到人的审美情趣与艺术活动，也呈现出稳定而鲜明的地域特征。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门类艺术的渐次发展成熟，不同时代理论家对艺术的认知理解、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等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艺术发展至高度成熟的阶段，面对艺术实践领域异彩纷呈的风格事象，理论家不仅关注个体风格的独特性，而且更关注共性风格的相通性。从宏观层面审视艺术“南北”问题，成为理论批评的热点论题。考察历代艺术理论文献发现，古人区分南北差异，从南北艺术事象的描述到南北艺术审美特色的概括，最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风格，以简洁凝练的语词概括南北艺术整体风貌或审美特点，在艺术批评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对立性风格范畴。从整体来看，不同门类艺术“南北”论相关风格范畴，并非相互隔绝、互不干涉，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相通之处。鉴于此，从艺术学理论学科视角出发，借鉴比较学方法来探究艺术的南北差异，挖掘风格范畴的内在关联，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一、艺术“南北”论的萌芽与事实存在 “南北”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对地理环境对人群自身及其活动的塑造作用，古人早有认知。孟子云：“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尽心上》)[1]荀子也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2]《淮南子·地形训》指出“土地各以其类生”，地理环境作为客观存在的物理空间，对生存其间的人群，不可避免地打上地域的印记，“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秏土人丑”[3]。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南方之强”“北方之强”的对比 关于南北方的对比，最早见于《礼记·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在孔子看来，“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在南北方之间，缘何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呢?唐孔颖达注疏云，“南方，谓荆阳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性刚猛，恒好争斗”[4]。宋庄绰也认为，“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5]。这表明南北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及气候条件等客观因素对人的性格、精神具有强烈影响、塑造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苏联学者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地理环境对早期人类活动的决定作用，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力部门的最初分布，不是取决于人的意志，也不是神的力量，而是决定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6]。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料，也影响着人类活动类别和气质品行。《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7]相对而言，艰苦恶劣的环境，容易培养出吃苦耐劳、勇于斗争的精神，而物资丰盈的环境，容易滋生出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品性，诚如《国语·鲁语下》所云：“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响义，劳也。”[8]从我国南北地域来看，北方高山苦寒、物资匮乏，南方丘陵平原、物资丰盈，造就了南北方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人群的精神气质，进而影响到文学艺术创作在审美趣味、风格特点上的显著差异。 (二)艺术“南北”差异的事实存在 古人区分南北差异，始于口头演唱的“南北音”比较。据《吕氏春秋·音初》载： 禹行动，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9]199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9]201 其中，“南音”大体产生于江淮流域，《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属于“南音”系统。而“北音”大体在河洛之间。虽然《音初》仅对不同方位人类口头演唱的早期形态做了描述，尚未采用标识风格的范畴语汇概括南北音的审美特色，但从其描述的事象差异，可推论南北方诗乐一定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 “音”在古人眼里，具有强烈的反映功能，“音”是体现地域民俗风情、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洞察人的志趣德行、反映国家兴衰和政权统治、衡量君子小人的主要途径。“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吕氏春秋·音初》)孔子《论语·阳货》篇指出，诗可以“兴”“观”“群”“怨”，还可“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表明诗乐除了具有反映政权统治与风俗民情的社会功能，还具有认识自然环境的教育功能。因此，不同地域环境的诗歌(民歌)，在风格上也必定迥然有别。 《诗经》与《楚辞》作为中国早期文学代表，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诗经》之国风大部分是北方歌曲，《楚辞》则有着浓郁的南方特色。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尚未把南方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系统，与北方文学分疆划派”[10]。尤其是六朝之前，北方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人们对北方文学的关注度远高于南方。然而，自西晋以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分裂为南北朝，人们对南北方的认知愈加明晰，不仅限于地理环境，还有人文环境、哲学思想、审美趋向及文学艺术等方面。从六朝文论只言片语中，可以发现批评家对南北文风的认识与态度。南方刘宋文学辞藻华丽、精细柔美的文风，屡遭文论家的批评，刘勰推崇建安风骨，欣赏“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11]的文风，力矫齐梁软媚诗风。颜之推对比南北(古今)之文，提出“并须两存，不可偏弃”①主张，正是基于对南北文风之弊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