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新全球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小洲,浙江传媒学院校长,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阚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流行、全球经济衰退、国际贸易摩擦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得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了挑战也蕴含着机遇,需要以新的教育观重新审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理念,寻求新的发展契机。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教育对外开放需要准确识别机遇、捕捉机遇,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面向未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应进一步加强战略谋划,以共同利益为指向,树立教育对外开放新观念;以体制机制为重点,提升教育对外开放加速度;以内涵发展为目标,强化教育对外开放高品质;以务实行动为抓手,构建教育对外开放大格局。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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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2020年以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坚持对外开放已成为我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总钥匙”。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国家建设的需要,也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一、全球不确定性给教育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挑战

      随着各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和地区军事冲突风险的加大,我国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新冠疫情对全球教育系统造成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疫情波及190多个国家近16亿学生。学校和其他学习场所的关闭影响了全世界94%的学生。[1]由此产生的破坏可能会抵消数十年来教育国际化发展取得的进步,并加剧业已存在的矛盾。

      (一)信任危机引发教育交流危机

      大规模危机往往会成为大变革的催化剂。新冠疫情、贸易摩擦等造成了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大调整,其中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家间的信任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秩序“碎片化”,就连传统上最为稳固的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局。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欧洲人对美国的信任消失了。”[2]一项针对九个欧盟国家的民意调查也发现,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因疫情而恶化。[3]美国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全面“脱钩”的政策更加剧了这种危机。

      由各种危机造成的封锁和隔离措施对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海外学习计划到人员交流和实习,再到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合作方案和能力建设项目,每一种形式的国际教育目前都受到危机的影响,并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根据国际大学协会(IAU)的调查,当前的国际氛围影响了大学间的伙伴关系:有64%的高等学校报告其伙伴关系受到严重影响;51%的高校认为疫情削弱了伙伴关系,使其不得不把资源集中在地方问题上。[4]“欧洲教育媒体”对7400多位受访者的调查也显示,42.3%的受访者表示将推迟留学,38.8%表示不知所措。[5]就科研活动而言,80%的高等教育机构报告称,其机构的研究受到疫情影响,其中最常见的影响是国际旅行和科学会议的取消或推迟。[6]同时,在“脱钩”政策作用下,特朗普政府取消和平队(Peace Corps)在中国的志愿计划,终止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实施富布莱特计划,要求孔子学院注册为外交使团,暂停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相关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限制获准在美国大学主修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的中国研究生人数,在人文交流领域采取诸多激进的行动,造成中美教育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

      虽然出于防控疫情而采取的某些暂时性隔离措施是必要的,但由于歧视、偏见和霸权而导致的信任危机却是非理性的短视。信任赤字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对立和冲突产生的根源所在。依靠粗暴而简单的社会隔离无法战胜目前的公共卫生危机、国际贸易摩擦与意识形态冲突。特朗普政府的“脱钩”政策是一种“政治病毒”,其危害在于草率的分离可能会对双方都造成伤害。[7]美国智库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在其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取消教育和文化交流的代价远远超过其好处。如果在经济金融、公共卫生、环保、能源安全、文化教育交流等领域与中国“脱钩”,美国将几乎无法影响中国的决策者、众多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意见。这种做法是自欺欺人,等于放弃了美国对中国所剩下的最后的软实力手段。[8]亚洲开发银行在《2020亚洲发展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20)》中警告,这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带来不利风险。[9]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ukuyama,F.)也指出,美国不断加深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让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乐观。[10]而克服这些问题及其影响的总体战略必须以全球合作和团结为基础,通过建立公民信任和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11]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Guterres,A.)指出,“世界必须联合起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为此开具‘信任疫苗’。”[12]信任,特别是大国间的信任,是有效合作的基础,是协调行动的前提。[13]

      (二)疫情阻隔带来人员流动中断

      在短期内,疫情造成的旅行限制、家庭收入缩减、校园关闭、语言考试服务暂停等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学生跨国流动。国际大学协会调查显示,在89%的高等学校中,疫情对国际学生流动产生了影响。尽管受影响的高等学校类型各不相同,各高等学校之间也各不相同,但到处都是负面影响。[14]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AIE)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73%)的受访者表示,学生出境流动受到疫情的影响,而43%的受访者报告显示入境流动有所下降。由伊拉斯谟学生网络(ESN)发布的报告也分析了疫情对欧洲学生交流的影响:四分之一的学生流动被迫取消;近40%的学生经历了与交流相关的问题(如回国交通、住宿和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意大利和亚洲学生经历过基于国籍的歧视;50%的交换生已转向在线课程,34%的交换生已转向部分在线课程或部分推迟课程。[15]非营利教育组织“世界教育服务”(WES)对美国199所高等学校的调查也表明,77%的高等学校预计危机会导致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下降——这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大萧条时期,国内和国际学生的入学人数都出现了显著上升。64%的高等学校非常担心旅行限制可能会阻碍国际学生的流动,70%的高等学校担心新的国际学生无法获得签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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