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个宏大论题的设定，往往会与各种外在的需求牵引有关，从而使该论题展开的必要性显得较为充分，至于论题告终后是否能够满足那些外在的需求，一则难以被普遍认可，二则对论述者而言好像也并非多么的重视。就人类教育认识这一论题来说，我们当然也可以列举出一系列的外在需求。诸如学术教育者和专业学习者渴望获得清晰的认知框架，学科建设者和学术研究者需要可靠的坐标体系，学科内各个方位的人员需要一个能够确立自信的坚实基础等，理论上都需要我们对人类教育认识做全面、深刻的审视，并希望获得像已经成熟的许多学科所具有的知识图谱。客观地讲，有愿望审视人类教育认识的个人，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有过这样的思虑，也正是这样的思虑使其思虑本身隐含或显露出某种与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关联的责任心和使命意识。我当然也无法排除这样的思虑，如实地讲，作为学术研究者和教育学教育者，也会为了自己的研究有序和教学有法而渴求教育认识的图谱。但随着与这一论题的心理关系走向深入，许多外在于论题的需求又的确逐渐从意识中淡出，实际占据意识的是使人类教育认识这一语词所对应的事实整体有条有理的意欲。实际上，也无需隐晦此种意欲所内含的个人抱负，毕竟业已存在的众多研究者个人的认识成果令人欣喜也使人眼花缭乱，而相当于对人类教育认知进行整合的学术工作，并没有使人的认识世界获得理想的过程和结构安置。 从教育学术教育切入，我们可以触碰到许多具体的知识体系，其中当然有涉及人类教育认识整体的部分，但更多的则是从教育认识整体中分解出来的，或是指向教育实践具体操作领域的。然而，教育者和学习者并未因此而最终在头脑中建构起逻辑结构清晰并可自信言说的知识体系。这不仅制约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和效果，更影响到其中有研究理想的个人对教育知识进步的判断和对个人教育理性探索的学术定位，最终教育认识领域的个人研究呈现出星罗密布，但各个“天体”组成星系整体的内在秩序仍然隐晦于繁星的背后。学术教育中，涉及人类教育认识整体的知识体系，主要体现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学原理两个家族之中。前者在过程的维度整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思想创造，可称之为教育思想组织的历史维度；后者则在结构的维度组织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教育思想创造，可称之为教育思想组织的理论维度。需要解释此处使用的“家族”和“思想”两个概念。之所以使用“家族”概念，并非基于严格的认识论立场，而是对现实存在的各种“教育学原理”体系建构的隐喻式说明；之所以使用“思想”概念，几乎完全因为只有“思想”一词才能较好地涵盖不同类型的教育认识成果。或许也因此，我们很少见到以“教育知识史”“教育理论史”冠名的著作。以“教育学史”冠名的专著和编著倒不鲜见，但真正能言明教育之“学”历史实质的却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教育学作为学科化阶段的教育知识组织形式并不能涵括人类教育认识整体，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学原理作专门的认识论考察。 二、教育思想组织的历史维度 如果不加以专门的限定，“教育思想史”当然就是“人类教育思想史”，但审视具体的“教育思想史”著作，则会发现它们只是“部分人类”的教育思想史。不仅如此，即便我们不追究“部分人类”的局限，只关注教育思想的历史本身，还会发现“历史”在其中的意义不过是“过去的”和个别思想的类机械历史排列。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很艰难的领域，在此领域中确立的学术理想很是诱人，但实现理想的过程却让最优秀的大脑也感到头疼。必须指出，这一现象存在于一切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并不独属于教育思想史的研究者。黑格尔当年就指出，“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①。黑格尔在这里实际上是在批评之前哲学史的内在统一性不足，他是要用哲学来理解哲学史，反过来则用哲学史来理解哲学。不过，黑格尔的思路虽然独特却也有明显的局限，即他实际上是在用绝对理念的展开来解释思想的历史，后来的哲学史书写并未因为他的独特思路而有所改观。包括教育思想史在内的思想史书写，不同程度上混淆了“历史”与“历史的”，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多是历史的思想而非思想的历史。这种结果并不是思想史家的投机所致，完全是因为“思想的历史”之书写与实际存在过的、作为事实的“思想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绝非“能动的反映”这一说法可以说明。用葛兆光的话说，“历史上真正存在的思想，在其出现的时候，并没有特意的安排或事先的设计，……可是，历史学家却不可能让思想史成为这样的‘原生状态’，更不可能让《思想史》的读者在这个丛林中迷途，因为他们无法把思想的历史连锅带盘一起端上来，历史学不能允许历史的杂乱无序”②。这也就意味着思想史的书写者为了使思想的历史有条有理，必然要对原生状态的思想历史进行某种归置与组织。在此意义上，包括我们不满意的各种思想史的书写方式，事实上都内含有书写者对“历史的思想”的归置和组织逻辑。 对过往的思想进行归置与组织，现在看来可易可难，但总体上是一件艰难的差事，而且当归置与组织的结果公共化以后，几乎无法逃避相关人们的指摘。这归根结底是因为思想的第一存在方式只能与具体的个人相联系，而思想的整体并非个人思想的汇编，思想的历史也不是把具体的思想按照出世的时间先后加以排列而已。我过去把这样的汇编和排列叫做博物馆式的思想史，其实是在说明许多思想史的书写并没有呈现出思想历史运动的逻辑。如果我们不可轻易怀疑前辈们的心智水平，其实也包括不可轻易怀疑现时代人们的心智水平，那么，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那种博物馆式的汇编与排列难以突破？面对这一问题，容易被我们意识到的是具体思想之间的连续性虽然客观地存在于思想生活的世界，却必须借助我们的意识功能才能把握住伴随着思想互动前行并能融入此种前行中的绵延。绵延自然不是纯粹的物理时间事态，其实质是过去与当下在我们意识中的统一。由于历史是每一个曾经真实当下的连续，因而历史的书写势必要求书写者把自己投入到每一个曾经真实的当下之中，进而要求书写者不能携带着自己的立场与每一个具体的思想生产者实现暂时的同一。可问题是这里所谓的同一，理论上需要思想历史的书写者与具体思想的创造者具有同等的心智，在整体上这恐怕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或因此，世间多有具体思想家以及具体思想道统、流派的研究行家，而少有贯通思想历史的思想史家。职业的思想史家固然有难度却相对容易设想出理想的思想史书写，但回望悠久且厚重的思想的历史事实，也只能望洋兴叹，自感一己之力的弱小。即便像颇有洞见并确有建树的葛兆光，也在言明“我只是在给以后的写作者提供一个不很成熟的思路和一些经过归纳的资料”③。他一方面希望自己理想中的思想是书写能够真的出现，另一方面又略有疑虑地自问“我的希望能实现吗”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