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哲学思想的引进与传播 20世纪初，随着军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产生，（注：“由第一种教育，派生而为劳动主义；由第二种教育，派生而为公民教育；由第三种教育，派生而为职业教育”。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645.）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快传播开来。鉴于当时国人对杜威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注：舒新城说：“美国教育家杜威是近代教育史上一个有地位的学者，平日专注于民治教育的研究，故其最重要的教育哲学题曰民治主义教育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他又是一位倡工具论实验主义哲学家，其来又在我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盛倡之后，并又其在文学革命占重要地位的弟子胡适为他竭力宣传，所以这种思想也因他来而益昌。”“实验主义教育”，杜威也称之为“试验主义教育”，也就是民主主义教育，在中国当时也称之为“民治主义教育”。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9.237.）我们取用“实验主义教育”，并与当时黄炎培等倡导的“实用主义教育”相区别。 （一）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引进与研究 1.学校即社会——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 杜威教育哲学的重心之一是围绕着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阐发了教育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教育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人类社会的生活得以延续的手段，它能使年青人分享社会的共同生活。社会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在交往中存在的。每一种社会机构都在促进人类共同生活的程度，而学校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社会机构。学校是为年青一代审慎地控制社会环境而设立的，以确保青年人能够接触到使他们成为有创造力的人的各种社会经验。杜威的如上思想深为其学生胡适所认同。胡适概括说：“杜威主张民治主义的教育须有两大条件：（甲）须养成智能的个性(Intellectual individuality)，（乙）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Co-operation)”。（注：舒新城说：“美国教育家杜威是近代教育史上一个有地位的学者，平日专注于民治教育的研究，故其最重要的教育哲学题曰民治主义教育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他又是一位倡工具论实验主义哲学家，其来又在我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盛倡之后，并又其在文学革命占重要地位的弟子胡适为他竭力宣传，所以这种思想也因他来而益昌。”“实验主义教育”，杜威也称之为“试验主义教育”，也就是民主主义教育，在中国当时也称之为“民治主义教育”。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9.239.）“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考、独立观察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是对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实地的验证，是对一切制度习俗存疑的态度；“共同活动”就是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就是使人人都有一种通力合作的天性，对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的主张都有浓厚的兴趣。而要实现这两个条件，就不能只是过去的“文字教育”、“记诵教育”，学校自身须是一种社会的生活，须有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种种条件，学校里的学业要和校外的生活相联系。 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平民教育思想的发展。陶行知指出，“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02.）他认为中国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自立”、“自主”和“自动”的共和国民。为此，要把民主共和的精神渗透到学校的课程、教法和其他活动之中。到了20世纪40年代，陶行知进一步认识到民主教育的实现离不开民主政治，主张民主教育是要力求农工劳苦阶级有机会受教育，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了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推进了中国教育的民主化进程。 2.教育即生活——增强教育的实用性 杜威坚信：“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注：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4.）也就是说，教育即民主社会的生活过程。他提出的“教育即生活”，是与“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经验的改组和改造”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民主主义社会的需要而提出的。其目的是要通过学校这一雏形的社会，来培养美国青年一代具有符合民主主义社会要求的素质，即其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分享彼此的更多利益，能通过不同形式的联合生活以相互影响，具有解决问题、身体力行的实践能力，并能不断改进和调整社会制度。 杜威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见解成为中国学者批判旧教育的思想武器。胡适1917年回国后，对教育进行了考察，痛感教育脱离实际，叹之为“亡国的教育”，强调要注意课程的实用性，而不应是去教学生做圣贤。陶行知则引伸为“要学生有共和的精神，先要使他有共同的生活”，（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24.）并建构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生活教育理论。 3.实验方法——学习和运用科学的方法 杜威认为实验的方法是最科学的方法。他所说的实验方法是指：实验是行动，有观念的指导，产生新的实验情境和结果，实验具有创新精神。 杜威以疑问为起点的“问题法”深深影响了胡适等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对科学方法与传统治学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范式。具体包括，治学首先要存疑，然后辨伪考证的实验方法，以及“勤、谨、和、缓”的良好治学态度和习惯。胡适提出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便是其治学方法集中的体现，也是对杜威思想的进一步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