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自近代产生以来，构建了民族国家体系，并使民族国家成为权力合理性、合法性的重要渊源；这种主义把民族国家视为政治统一体的一种形式，它取决于成员与统一体之间一种强烈的感情联系的建立，显示出其较高程度的文化同质性，并以政治统一性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意志。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发展和文化整合中的重要功能作用，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对于摆脱殖民地统治获得独立地位的国家来讲至为重要，甚至是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可能成为这些国家“致命的”缺陷。 1 民族主义的观念推动着文化的整合和政治的发展与完善；民族主义的运动影响着国家的建构和现代化的进程。“民族主义”一词的出现大约是在15世纪，〔1〕而有关这一词的含义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它是一种观念形态，同时又是一种社会运动。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解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它认为每个人对民族国家都怀有至高无上的世俗的忠诚。〔2 〕对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卓有成就的詹姆斯·科尔曼认为：民族主义“广义上讲，是指归属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愿望，而这个国家可能是现实存在的，也可能是渴望得到一个王国。而这种愿望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情感或行动，为获取或维持它的幸福、繁荣和领土的完整和最大限度地扩大它的自主权。”〔3 〕另一位学者理查德·科特曼则认为：民族主义是“组成政治共同体——家中的大部分人的一种信仰，那就是给予独立的国家地位，并希望对共同体给予坚贞不渝的忠诚。”〔4〕这些有关民族主义的表述虽不尽相同， 但却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存在，而且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这种主义给予“好”与“坏”的是非判断。它对民族国家的构建既有促进的功能作用，同时又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文化整合提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致力于发展政治现代化，提高国民对主权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普遍认同。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是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发展一种对新建立国家的高度认同和忠诚。在非殖民化运动中，民族主义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工具，而同时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情感也在他们与原殖民宗主国之间打下了“楔子”，〔5〕影响和制约着他们与原宗主国之间的关系。 因而尽管他们已获得独立，但由于缺乏一种整体的长期认同，而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和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政治共同体分崩离析，政治机构权力微乎其微，威严无多，恢复无力。在这些国家中，缺乏稳定和有效的政府，同样缺乏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更缺乏对国家的效忠。对部落的忠诚强烈，而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淡薄，以致于有的学者认为：“很难想像，不摧毁这种对部族的认同，将如何发展一种对国家的认同。”〔6〕 2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较之于西欧近代典型形态的民族主义，在某些基本方面是很相似的。通过民族主义个人获得一种归属感，并从中满足个人的需要和反对外部敌人，获得群体的保护，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有着众多不同的民族和变化不定的群体忠诚的存在，这些均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势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社会的反常状况，以及由于新旧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形成的没有规范的状态。传统体制的解体可以导致心理上的崩溃和反常，但也正是这些情况引起了新的认同感与新的忠诚的需要。如果说，在西方殖民者进入非洲大陆以前，那种对部落、对部族的忠诚是一种更淳朴、更原始的情感的话，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表征符号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对部落、对部族的忠诚，“从许多方面看，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应，也正是殖民统治带给非洲的那股变革力量的产物”。〔7〕对古老的非洲而言， 这种忠诚是传统认同和联合的潜在源泉。然而，在独立后，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忠诚便成为民族国家忠诚分裂的焦点和社会政治发展的障碍。 如何使这种旧式的忠诚在遭到削弱和破坏的同时，获得一种新的觉醒，并使之成为新组织的基础，这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发展中所要解决的一个新问题，有学者称之为“国家建设”问题，〔8〕亦即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改造， 使国家的独立更具实质内容。把原始的初级认同发展成为一种更具广泛性的认同，如果村民们学会把他们的初级认同从一个村庄转移到有许多村庄的部落；如果种植园工人不再只是和他们的同伙工人认同，而是同广大的种植园工人认同，并同广大的种植园工人组成认同；如果佛教的和尚们把他们对当地寺庙的效忠，扩展到对全国性的佛教运动的效忠，那么这每一种扩展都是效忠的扩大，在这种意义上，无疑将为政治的现代化奠定良好基础。然而，不容乐观的是，这样一种集团的效忠意识，有时也可能对有效的政治体制构成威胁，并进而导致集团之间的冲突。且在这一意义上产生出的诸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等，带给社会的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效应。在传统社会中，民族或宗教集团之间相处本来相安无事，而作为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所产生的相互作用、紧张和不平等的结果，民族或宗教集团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按照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的观点， 一种政治体系要成功地适应现代化，就必须改变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把对于家族、乡村和部落的效忠扩大到对国家的效忠，使公共生活世俗化，使权威结构合理化。〔9〕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 使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组织——国家理应成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载体，它要求共同体的一切居民对之服从与效忠，同时也要求这种权力具有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干涉、挟持的独立性。构建民族国家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希望和追求，而向每一个民族成员灌输一种连带意识，激发他们的爱国意识和热忱，民族国家必须把原始的自发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提高和发展到一种理性的政治意义上来，实现大众的政治参与，把民族利益作为最高目标，建立民主政体以确保每个民族成员的自由、平等、权利和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