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20)05-0026-08 DOI：10.19503/j.cnki.1671-6124.2020.05.004 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各个领域和学科都在探索学科发展的中国特色问题。其中，在课程理论研究领域，较早提出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课程理论的是陈侠先生。他说：“随着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特别是课程理论研究的发展，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是可以建立起来的。”[1]1989年，他在自己的《课程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的目标是写出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的书稿来”，“应当改变一部分同志盲目崇拜外国人著作的思想”[2]。经过多年的努力研究，我国当代教育学者在中国特色课程理论构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些成绩与时代发展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在阐释中国课程改革实践活动时，在做理论分析时，总是习惯使用“基于某种国外理论”的分析阐释框架。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对国外教育及课程理论缺乏深度思考；二是缺失与本土课程改革实践活动相适合的理论支撑。同时，这种情形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也很不相称。当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时候，我们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课程理论。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特色课程理论呢，笔者尝试从以下几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冀望对中国特色课程理论的构建有所裨益。 一、构建中国特色课程理论需要观照时代背景 构建中国特色课程理论，不仅是课程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应对国外形势、实现民族复兴，以及深化中国课程改革实践的需要。 1.来自国外势力的严峻挑战 一直以来，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始终都要面对外国势力的挑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我国青少年学生发动精神污染、和平演变，以及对华“十条诫令”等软性战争。20世纪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这样说：“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动，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美国的专家说得更直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们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霸权主义如此宣传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3]。看清时代态势，是我们进行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学科课程设计与研究的战略逻辑起点，这也是在课程理论研究层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 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上的腾飞，更是文化教育上的强大。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这一要求，既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也给中国特色课程理论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特色教育学和课程理论构建与发展的学科基础，前者为后者提供支撑与引领。构建中国特色课程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教育振兴的历史必然与时代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根本上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的复兴，而中国特色课程理论的构建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息息相关。因为文化不一定表现为课程，但课程实施的深处一定是文化的，课程是实现文以化人的重要育人载体。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构建中国特色课程理论，也是中国文化自觉、自信的体现。至今，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些人，对中国的发展视而不见，对中国道路不屑一顾，非常狂妄地地鼓吹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美国化，西方价值、美国价值就是适用于整个世界的普世价值，这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控制力的典型表现[4]。由此看来，中国特色课程理论的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3.中国课程改革实践的强烈呼唤 有一阶段，一讲到课程改革，铺天盖地都是西方外来的理念、术语，形成了以西方教育理念改造落后的中国教育的气氛。言必称希腊，行必仿希腊，一时间成为教育的时尚。因此，有些能独立思考的教师心存不安地说：“我们在为西方教育理论打工，再这样下去，不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问题，连思维方式都要改变了。”[3]笔者认为，中国课程改革之所以出现“三张皮”现象(即行政、专家、一线教师各搞一套)，主要是因为一些来自西方的理论，包括概念和术语，均“不服水土”，不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难以解释中国的课程改革实践。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于漪发表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文章，如《坚持走中国特色教育发展道路》《要建立自己的教育话语权》《以教育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等。她阐述学习外国，绝对没错，但必须清楚，教育从来就是国家的、民族的事业。任何国家的教育都必须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建设培养服务人才。办教育眼睛要“向外”，开阔视野，博采众长；但更要朝内，树立自信，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向外”的目的是“强内”，不是盲目崇拜，鄙薄自己。同时，要清醒地看到，任何教育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土壤、社会需求、环境条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要深究西方理论、西方经验及其做法的来龙去脉，探究它们在哲学、人文、科学高度上经受怎样的检验，避免盲目搬运和移植，否则，后果令人担忧[5]。因此，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就要针对中国的课程改革实践进行理论上的积累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