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12-0096-07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产生，都对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决定着学科的整体面貌。一定程度而言，方法论的成熟是一个学科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恰当研究方法的采用也是一项研究成功的关键。政治文化研究从兴起到衰落再到复兴，其定义和方法论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议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定义、内容、功能等结论。因此，对政治文化研究方法论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捋清其演进历程、发展脉络及趋势，正确理解、评价、比较各个研究方法的优势、缺陷及其争论，并进行理性反思，不仅有助于研究者科学认识政治文化的概念范畴、内涵特征等研究内容，更有助于促进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于构建完备的学科理论框架与体系，进而推动现代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迈克尔·布林特曾在《政治文化的谱系》一书中追溯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个源头：一是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研究传统，二是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三是以阿尔蒙德和维巴为代表的当代美国政治科学行为主义传统。经过长期发展，政治文化在研究方法论上逐渐分化为以问卷调查式研究为主的实证主义方法和以文献、心理文化分析为主的解释主义方法。 一、实证主义范式及其主要缺陷 政治文化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一书为代表，通过1957年至1962年连续5年的大规模跨国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课题组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与墨西哥五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作了广泛调查和比较研究。采用此方法的还有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自1973年开始，其研究团队对西方20个发达国家及亚、非、拉、东欧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进行了近14年的跟踪研究，其中包括200多次的跨国抽样问卷调查、20万次以上的个人访谈，研究涉及到政治态度的课题，并扩展到生活满足感和人际信任感等文化特征群。此外，美国学者帕特南的课题组从1970年开始，对意大利全国20个地区政府的制度变革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他们运用态度调查、统计分析、精英访谈等方法对意大利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运作进行了比较。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政治文化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它反映的是人的主观意志，形成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进程中，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超越了个人主观价值判断，是能够通过科学方法被客观测量和分析的。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类似，是一项价值中立的研究。因此，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能够真实地呈现一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现状、特征、分布状况及其动态变迁趋势，更易于进行比较研究。 (一)抽样调查与问卷统计分析法 1.国外方面。阿尔蒙德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他曾在《重返公民文化》一书中指出：“新的调查研究技术的发明是发生在本世纪60年代政治文化的概念化和研究中的催化剂。”[1]可见，他十分肯定新的调查研究方法对政治文化学科的促进作用。相对于传统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方法，清晰明了且精确的问卷调查结果和统计分析数据能够为验证政治文化研究理论提供巨大的论据和支撑。20世纪60年代后，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已较为成熟。罗森堡姆认为，一种跨国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方法大概包括七个方面：一是研究的设计，其中包括研究目的、受调查的国家、一般调查内容及其他特定的目标等；二是问卷的设计，在要进行实地研究的对象国家中选择调查的合适对象人口；三是调查队伍的组织和培训，包括采访人员、监管人员、数据采编人员和翻译人员；四是对已组织好的调查单元进行问卷预测和程序练习；五是在所选择国家中筛选采访样本；六是进入实地工作阶段，进行调查和采访；七是收集数据、编码、进行计算机处理和材料的解释[2]。 2.国内方面。我国学术界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引进西方政治文化经典著作和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方法也借鉴了西方学者的实证主义范式，大多采取抽样调查和问卷分析结合个别访谈方法，应用较为娴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早期较具代表性的有闵琦主编的《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主编的《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沙莲香主编的《中国民族性》等。进入新世纪之后，较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开展的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数据报告》等专著。此外，还包括山东大学楚成亚等主编的《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唐皇凤撰写的《我国城市新失业群体政治心态的实证研究》、北京工业大学胡建国等主编的《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卢春龙撰写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等成果。 (二)主要缺陷 实证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研究应更具客观性、科学性、确定性，抽样调查与问卷统计分析法有其独特优势，例如其研究对象的案例数量较广、时间跨度较大，既能够全面把握政治态度的分布状态和代际性、动态性变迁趋势，也能够进行跨国的比较政治学分析，揭示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政治文化异同。然而，其缺陷也显而易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