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国家形成的学术史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剑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桑玉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查尔斯·蒂利为代表的“战争制造国家”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从1975年到1990年,蒂利多次反思他本人先前的观点,最终在1990年的专著中完善了他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理论。蒂利提出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是一个基于欧洲经验的有条件和有解释边界的中层理论,同时这一理论又内含(因果)机制的表达。正是由于“战争制造国家”理论历史化的特点,不同国家的学者针对这一理论展开检验,且取得一系列高质量的对话性和原创性的成果。但是蒂利在提出这一理论过程中的复杂的学术心路还是被后续的一些学者所忽视。一些学者的问题意识依然存在着经验与理论分离的现象。比如,一些学者仅仅强调欧洲经验与非欧洲经验的区别,从而完全忽视了蒂利理论中所具有的一般性概括;另一部分学者从“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因果)机制出发进行提问,从而忽视欧洲与非欧洲不同情境的关键性差异。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而言,建立抱合经验与一般化概括的中层理论,或许是破解社会科学本土化与普世化困局的办法。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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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2)07-0093-14

       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强调战争在欧洲国家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因果解释。从1975年到1990年,查尔斯·蒂利先后在多个文集或专著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持续性的探索。时至今日,“战争制造国家”的理论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心议题之一。蒂利之后的学者或者与蒂利同期的学者,对这一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他们或应用,或修正,或批判,或重构,形成了大量的学术资源。这项研究即是关于这一社会科学理论的学术史,本文将竭力展示蒂利在这一问题上如何一步步更新和完善自己的理论。除此之外,本文也将梳理后续学者针对这一理论所进行的检验和重构。在这些讨论中,他们或依然聚焦于欧洲的国家形成,或者讨论这一理论在欧洲之外的适用性;在问题意识上,他们或强调这一因果机制发生的条件和干扰因素,或者讨论欧洲经验与欧洲之外情境上的区别。

       一、战争如何制造欧洲国家:蒂利对其理论的反思过程

       为什么中世纪时期欧洲一系列的王国、城市、教会组织最后被以现代官僚制、直接统治为特征的国家形式所取代?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欧洲历史的巨变?在此之前,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理论是研究欧洲国家变迁的主流,而蒂利1975年写成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的问题意识,正是对追求标准化、普世化的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反思。这样的标准化、普世化理论一方面强调欧洲国家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①;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强调欧洲经验的普世性,即所有国家都遵循这一过程。蒂利认为,这样的普适性对于经验存在三个曲解:第一是将西方经验曲解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先后经历了政府的理性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以及民众的驯服化;第二,忘记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只是众多现代化道路的一条而已;第三是将政治发展曲解为目的论,认为旧制度的消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②这样的理论范式预设了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上,有着同样的历史逻辑,而国家的中心位置被隐藏。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国家的重要性、国家中心主义的解释路径开始受到重视。③而在这其中,查尔斯·蒂利对“战争制造国家”理论的不断探索无疑得到了巨大的关注。在蒂利之后或者是与蒂利同期(从1975年到1990年,蒂利不断反思修正自己的观点,前后长达15年),不同的学者或是从一般性理论上与其开展对话,或者是从地方经验上与其开展对话。

       实际上,在查尔斯·蒂利之前,奥托·欣策(Otto Hintze)就注意到了频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于国家产生的重要影响。为了在战争危机下能够持续生存下去,统治者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统治来抵御内外竞争者。但是,这种抵御军事威胁的努力带来的后果就是宪政主义的萎缩。在奥托·欣策看来,近代欧洲可以划分为加洛林帝国解体后的核心地区,以及远离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区(比如英国、波兰和匈牙利)。由于,加洛林这一欧洲核心区的内部竞争和冲突特别激烈,军事压力要远大于边缘地带,因而这一地区更容易发展出绝对主义。④

       不得不说,奥托·欣策的学说为蒂利的研究提供了启发,但是蒂利对这一议题持续性的探索,使得后续的研究者们不可能回避他的研究,事实上,后续的研究者大多是以蒂利作为主要的对话者。1975年,查尔斯·蒂利编著《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本书,对“战争制造国家”进行了初步的阐述。虽然这本书的书名讲的是“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但是在书中,蒂利却明确交代,他所要解释的是“国家”(state)的发展而不是“民族”(nation)的构建⑤,即现代国家这样一种政治统治形式为何在欧洲成为主流。相比于之前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解释,蒂利首先解构了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理论中的目的论预设。比如,蒂利认为欧洲出现的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结果,是统治者加强中央权力的副产品。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切的变化没有原因。虽然,蒂利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系统的理论解释,但是他对欧洲国家如何形成给出了几个重要的阐述:欧洲长时期各个平等政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一个重要的刺激性因素;专业性军人组织、专业税收机构和职业官僚的出现;欧洲边缘具有的开放性,穆斯林政权等边缘政权对欧洲政治生活带来冲击;欧洲内部的城市、商人、资本家在提供资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⑦虽然此时蒂利已经看到了军事竞争的重要影响,但是并没有建立一个更为一般化的(因果)机制的理论。

       十年之后(1985年),蒂利在《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犯罪》这篇文章中,开启了其建立简约的(因果)机制理论的尝试。正如蒂利本人在文章中所说,他的工作犹如“一个已经上路几天的人重新收拾其匆忙塞满的背包——扔掉垃圾,按照重要性把东西平衡好并且管理负荷”。⑧战争在欧洲如何制造了现代国家?中间遵循何种机制和过程?蒂利指出,战争制造国家的欧洲经验呈现出这样的(因果)机制模型:“某位领主发动战争并成功控制住富有资源的领土,战争迫使他在该领土内不断强化对作战手段和资源的汲取——包括人力、武器、粮食、住宿、运输、补给品或购买这些物品。因此,战争强化作战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汲取能力。这种汲取活动如果比较成功的话,该领主就可以清除、压制地方政敌,甚至使其归顺,为民众提供保护。最终的结果是,作为副产品的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拥有征税机构、警察部队、法院、审计部门等。”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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