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86/j.cnki.wujss.2020.05.007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20)05-0060-10 2018年，美国重要文学与理论期刊《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主编马歇尔·布朗教授(Marshall Brown)与中国王宁教授联合发起编辑了一期《中国遭遇西方理论》(China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的专辑。专辑收录了王宁、张江和我三位中国学者的文章。同时专辑邀请了美国文学理论家、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教授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比利时鲁汶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刊《欧洲评论》主编德汉(Theo D'Haen)和美国杜克大学刘康教授三位国际学者，分别对三位中国学者的文章作出了评论，并展开了对话。这一期专辑是中西学者就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关系的话题在英语学术界开展的重要讨论。我作为参与者，感到收获很大，特别是米勒的文章对我的论文《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的终结》[1](P289-307)以最大的篇幅作出了肯定的评论，同时提出了他的批评、商榷和后续讨论。本文想就米勒提出的批评意见作出回应，以继续这个理论的学术对话。我想，这也是深化中西文论对话、交流的一种方式。在本文中，我希望跟米勒讨论的“理论的中国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米勒提出了“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的大规模转变”的理论命题，包含他对中国的看法，即“中国问题”。第二，米勒认为诗学和解释学有不同的功能，解释学关乎内容(说什么)，诗学关乎形式(怎么说)。但无论是西方古典文论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还是现代欧洲解释学，以及中国当代解释学的看法，在我看来都不支持米勒的观点。我认为，诗学和解释学两者虽各有侧重，但相辅相成，都既关乎形式(怎么说)，又关乎内容(说什么)。 一、对理解德里达《明信片》的一点补充意见 我想首先回应米勒对德里达《明信片》中相关段落的理解，作为本文的引言。米勒在MLQ文章中，特别提到德里达的文本跟我商榷，明确肯定他“当时确实把它们当作了自己文章的基本背景”[2](P347)。德里达的《明信片》、米勒的解读与对我的回应，正好是我们要讨论的“理论的中国问题”的首要问题，即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的转向问题。德里达在1979年6月23日那封论及电信时代的信中认为，印刷文本不以作者的主体意志为转移，解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梦中美国女人的精神分析表明，表象是多种多样的)，真相总是被“歪曲”的。作者将文本的开放性称作“没有支撑的支撑”(insupportable support)，即表示文本不再需要作者的支撑(作者已死)。同样，在后文中，他又用赏金猎人的例子表明，印刷媒介可以被人为操控，进而隐藏真相(“他们很想抓住他，却又无济于事”)。而在电信技术王国中，文本的开放性将被进一步放大，解读的多样性增加，与之相伴的是作者主体性的进一步消解。于是，文学也成了“没有文学的文学”(literature without literature)，它即将走向终结。故此，在信的最后，作者惋惜自己再也看不到爱人写的情书，因为电信时代的人们再也不会读那样的东西了[3](P196-198)。在1979年7月8日另一封信中，德里达谴责了新闻以及庸众对真相的歪曲与捏造[3](P202-204)。 但是，德里达似乎认为蒸蒸日上的电信技术与一息尚存的文学并非不共戴天的关系，而是暗示，在电信时代，文学仍有存在的可能(“很好奇，她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3](P204)。或许，电信时代终结的只是受制于印刷媒介、人为建构起来的狭义的文学，而广义的文学依旧能够生存下去。这大概就是“没有(狭义)文学的(广义)文学”之义吧。 这两封信，都明确表明德里达认为现代化的电信技术或体制是文学终结的根本原因；当然，他内心深处还对文学的生存抱有一线希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德里达《明信片》的法语原文中，“电信技术王国”被表述为régime techno-logique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基于技术逻辑的电信王国)，艾伦·巴斯的英译将它翻译成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电信技术王国)，意思并没有错，但techno-logique(技术逻辑)这个概念被弱化了。我推测，米勒直接引用德里达的法语原文或许意在表明，媒介发展(纸媒→电信媒介)的关键在于技术逻辑的演变，而德里达关注的重点也是媒介技术对文学的影响，这在英译中似乎不很明显。米勒对德里达的基本观点表示认同，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德里达说，政治‘体制’在一个经历数字革命的国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数字化’会终结每个国家的文学和同类事物，这样的说法在现实中也是有问题的。”[2](P347)对此，我非常赞同。 不过，我更关心的是，米勒对我和许多中国学者关于文字媒体正在向视觉媒体转变的看法所提出的批评。米勒明确指出，“我关心的不是向视觉文化的转变，而是从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的大规模转变。这一转变仍在进行中”；又说，“与西方学者一样，中国学者难免会担忧印刷书籍被影视‘审美’所取代，但我更关注的是从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的全面转变”[2](P349)。这里米勒用了“大规模”“全面”等高级词汇来概括、形容全球文化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并且对印刷媒体与数字媒体的区别作了多方面的细致分析。米勒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提出这个命题时，中国是他重要的参照，也是他跟我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所以，我就这个“理论的中国问题”，做以下的回应。 二、印刷文化与数字文化的中国问题 我们应该考虑中国学界在讨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和我总结这场讨论时(2000-2013年)的具体语境。现在看起来，当时中国确实也在经历着从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的大规模转变，但似乎处在转变的第一阶段，即在现代性旗号下，图像、影视等视觉文化迅速崛起，严重挤压印刷文字作品的情况比较突出。学界的关注点自然也集中在这个方面。欧阳友权认为：“在新媒介掌控的视觉时代，数字技术引发的图像表意的不断强化和文字审美的日渐式微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希利斯·米勒所分析的，尽管印刷的书还会在长时期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新媒体正在日益取代它。不过米勒同时指出：‘这不是世界末日，而只是一个由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开始。’于是，人们有理由用‘视觉转向’(the visual turn)、‘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或‘图像社会’(society of the image)等来称谓当下的文化走向……‘读图’对‘读文’的挤压或文字与图像的博弈，是数字技术传媒介入社会文化建构的必然结果。在今天的艺术审美文化世界，纯文字阅读的感悟诗学正在被电子图像制品的感觉快适所取代，至少是正在被切分……我们看到，在互联网、手机、各类数码娱乐接收终端、户外电子屏幕等新媒介的强势推动下，大众文化符号趋于图像叙事已成为文化生产方式。”[4]欧阳友权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急速变化的真实、准确的描述，也是中国学者(包括笔者在内)当时切身强烈地感受到的特殊文化氛围和担忧视觉文化不断挤压、蚕食语言文字的学术语境(这一点米勒已体察到)。欧阳友权虽然也引用了米勒的话，也开始看到“数字技术传媒介入社会”的重要作用，但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即重点集中在视觉文化上。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看法，包括我在内，也是我论文强调视觉转向的中国语境。当然，现在看来，比起中国学者强调向视觉文化转变的观点来，米勒关于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转变的判断和概括显然更有前瞻性和启示性，而且也看到了“数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远远大于“视觉文化”。因此，我有必要吸收米勒的观点，局部修正自己过去把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局限于仅仅从视觉文化角度理解数字文化，而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分的观点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