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860(2020)11-0019-11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作为“我国首个主题为教育现代化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系统勾画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愿景，绘就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路线图[1]。教育现代化一跃成为中国现阶段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追求的目标[2]。 作为一种“属性”的教育现代性与作为一种“过程”的教育现代化是一体两面的。教育现代性在教育现代化中属于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它指明了教育现代化之价值坐标及其历史进程的总体特征[3]。教育现代化即指与教育形态变迁相伴之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历史过程[4]，现代化教育即具教育现代性的教育[5]，它在排斥传统文化教育的落后思想内容及形式的同时建立自身之现代性[6]。 教育现代性中内含的工具理性、客观主义“属性”也会给教育现代化“过程”带来某些破坏性的“问题”，“现代性之危机正在不断地叩击启蒙理性的幻梦，催促着人们正视启蒙理性的内在矛盾”[7]。当前，该问题已成为教育现代化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比如“教育的现代性危机”[8]、“教育的合理性危机”[9]以及“教育现代化的现代性困境”[10]。鉴于此，本文在回顾教育现代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现代性的社会展开逻辑，意图找出一种破解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的新思路。 一、教育的现代性迷思：教育现代化发展中遭遇的冲突及问题 依靠主观理性并强调个体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文化观念是西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基本前提。但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教育现代化实践，都已经显示教育现代性之展开或其理性化都并非是一体式的“完美”进步[11]。教育现代性的展开不仅会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还会以不同的角度钳制人的发展自由。由于教育之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关系密不可分，对“教育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也几乎贯穿了教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教育理性化与教育“向善”之精神的冲突 在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教育领域之初，教育就开始进入到一种理性化的进程。从内容上看，客观的科学知识将渐渐取代过去理念性的或者具有宗教性质的知识，人文知识也在此时退居其次。这是因为它并不能与现代性要求的客观性、简明性、感情中立性完全契合，难以“证实”“证伪”或“做唯一性推理”。从目标上看，由于教育所追求的“善”被简化为原子化的“善性”，教育的培养目标也被缩减为一种一元化的取向，即对规则的服从。从过程上看，“增强教育的可控性”又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从教育现代化的实践来看，目前教育理性化的过程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但在这种“顺利”之中，也潜藏着风险和问题，即现代性本身并未规定“理性化”的目标程度。教育理性化显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其动力源自其他社会组织中的现代性文化向教育领域的自然渗透。也就是说，只要社会整体的现代性程度不断加深，教育理性化就不会“适可而止”。 随着理性化在教育中不可阻挡地蔓延，当前的人文知识也开始被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标准所辖制[12]。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将难以保持其“为了人的发展”的整体性指引，并不可避免地遭遇窄化、片面化，成为一种科学知识教育或者人才生产教育。同理，当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教育成为一个稳定的“齿轮”来维持其发展、降低其风险时，教育中“可控性”的优先级就会被无限拔高，教育过程的生成性被种种规制所扼杀。此时的教育将不再为了人的发展，而是为了教育而教育。 (二)教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教育现代性是一种以“合理性”为基础的教育文化，但是，其所蕴含的合理性基础却是由大量的工具理性或形式合理性构成的。“人们只以工具合理性为教育合理性的基础，这就使得教育现代性展开在个体心性结构上体现为理性思维提升与价值意义体认的分离”[13]。哪怕是在道德教育这一充满价值辩证的教育场域之中，教育也不再关心“善良的人是怎么样的”，而是在“什么事是正确且可行的”这一问题上锱铢必较。人们原本依赖教育追求的超越性价值被“格式化”为工具理性的种种算计。现代化的教育不再培养和激励人成长为良善的人，却只是给出一个个正误判断的标准。于是，“德性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内在关系”[14]。 教育中价值合理性的缺失将导致人与生活世界的割裂。教育发生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应是教育意义的源泉。但以工具合理性为基础的、根据理性化要求建立之教育系统却日益“膨胀”，企图将自己的位置提高到生活世界之上，成为一个能够自足的专门系统。这样一来，即便它能在培养技术理性人才上颇为成功，但这些“人才”接受的“知识”已经失去了对生活世界的关照。更重要的是，随着这些“人才”带着“知识”反身回到日常生活世界，这些“知识”会进一步渗透进入“人才”在生活世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之中，将其中具有生活意义的部分虚无化。于是，生活世界中的生命与实践的意义就此碎裂，看似被“解放”的生活世界又有了一个新的“神”，一个“机械工具理性”的神。 (三)教育的客观文化倾向与主观效应的冲突 教育现代性的展开凭借着其庞大的信息优势，通过向人大量输出文化信息的方式刺激人的精神，进而使人得以掌握前所未有的客观性知识。由于它又同时受到来自工具合理性的支配性影响，使得它在运行过程中不再去明辨文化信息的超越性价值，而只能根据文化信息的世俗价值序列输出文化。这种“理性”的眼中只有有形之物，而无无形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齐美尔曾对文化进行辨析，并将之分割为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两类。其中，客观文化是指经过精心制作、提高和完善的事物，可以引导人类的魂灵走向自我完善，而主观文化则表现为个体从客观文化中吸收“营养”并将其整合入自身人格的结果。客观文化若不转化为主观文化，就会失去活力，而难以长期存在。主观文化则应是文化的最高目标，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结果，更是衡量主体在生活过程中利用客观事物之能力与成就的尺度。客观文化的最终归宿就是与人的融合，促进主体魂灵之完善[15]。但是对于教育现代性而言，由于主观文化缺乏“有形价值”，因此为了节约教育成本，它会尽可能使教育中对“内容的掌握要求”停留于客观阶段，使客观文化难以行使其培养主体性的终极旨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