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20)05-0076-10 一、引言 2020年必然会在人类灾难史、防疫史以至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这场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几乎影响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从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到科学探索、技术进步，再到经济发展、国家治理。在政治学的视野中，疫情政治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研究选题，围绕着疫情防控的一系列政策安排、利益纷争，既折射了国内政治，也搅动了国际政治，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政治将因这场疫情而发生重大改变。对于此前已喧嚣数年的西方民粹主义而言，它在后疫情时代的演进路径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值得关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治潮流已出现从新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之势，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在扰乱建制派政治的同时，制造了许多理论话题，而自由派阵营却对自由民主和多元主义的西方价值充满忧虑；经济的境况则略有不同，尽管逆全球化潮流风头正劲、经济危机风险犹存，但在经历较长时期的低增长之后，世界经济到2017年时已开始复苏[1](P59)。不幸的是，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按下了经济复苏的暂停键，人类与病毒之间的这场“非传统世界大战”要求生产和供应都围绕着防疫而运行，将造成传统生产链的中断和正常经济活动的停顿，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大批劳动者面临裁员或暂时解雇。经济影响链的终端是需求，疫情防控导致消费活动受阻，整体经济增长将困难重重。即使疫情相对不太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也会受到全球性次生经济问题的影响，股市下挫、企业破产、政府债务不堪重负、石油期货价格跌到负值等情况说明疫情对经济面的影响已经全面发酵，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资源萎缩和全球经济衰退正在逼近。哈维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影响都在急剧失控，破坏比原先所认为的更具系统性和实质性”[2]。在疫情久久不去的背景下，经济学家们纷纷判断美国将遭受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与此同时，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思想讨论。在这场全球思想讨论中，新自由主义继续成为批判的对象，哈维尖锐地指出，西方搞了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做好面对这种公共卫生危机的充分准备，使公众完全暴露于困境。乔姆斯基也认为，此次疫情已经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暴露无遗，在疫情背后，人类还同时面临核战争、全球变暖和民主的衰退等一系列更为可怕的威胁，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许多国家都将做出重大转型[3]。事实上，对于在新自由主义立场上不断后退的欧美来说，早在2008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保守阵营主导的政治重组已经开启。2020年的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或将加速这种重组，更加激化其中的保守主义元素，将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呈现。 西方民粹主义的新浪潮在2016年达到顶峰之后，在2018、2019年间出现平稳向缓、内化于体制的迹象，但是，民粹主义不会离开西方政治舞台，因为“民粹主义可以自我优化，实现不同的面向，而它之所以强大，也是因为可以适应、迎合不同的政治形态”[4]。任何一种民粹主义都是危机的产物，因为危机状态最容易激发不满与抗争，虽然公共卫生危机如何通过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连锁反应而推高民粹主义的反抗浪潮，需要后续的观察，但是，在被新冠疫情改变了的政治与经济生态下，西方民粹主义将延续它的波浪式发展态势，从平缓中突起，继续接受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装饰，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 二、危机干预：国家强势回归与政府职能扩张 危机是一种历史常态，人类社会在文明进步的历程中遭遇无数次危机。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角色始终模糊不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波兰尼用“双向运动”一词来概括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解，即自由生长的市场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反过来，社会也将组织起来寻求自我保护[5]。在这个“双向运动”中，社会与市场是对抗的关系，在强大的市场面前，社会所能获得的最强有力保护来自民族国家内部的国家机器。无论经济危机最初是从金融危机还是从公共卫生危机萌发，当危机表现出市场失灵、社会失序的严重情形时，政府是社会与公民所能指望的力量。政府对市场是放任还是约束，社会与公民对政府保护能寄予什么样的期待，取决于政府职能发挥的意愿与能力，即政府如何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运动”中做出选择。因此，在公共卫生危机与经济危机接连袭来、国家力量和政府角色空前突显的当前时期，欧美国家中潜伏或显在的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机会，值得深入的探讨。 二战结束以来，在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政府形成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人们会认为对政府问责是合情合理的。皮凯蒂认为，现在的政府影响力要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现今各国政府的影响力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这就是为何如今的危机不仅是对市场缺陷的控诉，也是对政府作用的挑战[6](P488)。然而，关于政府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一些人主张政府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比如他们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干预仍旧不够、监管放松，因此政府“要加强对金融体制的监管力度，对现有监管体系进行改革”[7]。但是，另一些人则对政府职能存在抗拒甚至强烈抵制，他们尤其担心危机过后政府不愿意退出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担心国家主义、威权主义会约束市场自由和民主政治，经济学家鲍兹就指出，银行的金融监管已经处在非常紧缩的状态中，解决的方案就是政府要进一步退出市场干预[8]。这些“反市场”和“反政府”的主张各有理由，意见冲突，突显了政府角色在经济危机中的微妙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