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作 者:

作者简介:
杜育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赵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E-mail:zhaoran@bnu.edu.cn(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已有研究在教育如何作用于经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如何测量上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的二元经济,四十多年的发展很难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一理论解释,探讨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建构统一的理论框架。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蔡昉、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寻找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内在逻辑及其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展的阶段特征,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尝试提出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量框架。一方面通过分阶段分产业分部门进行增长要素分析,基于作用机制分别测算教育提升生产过程劳动力质量的贡献,提升整个社会人力资本与知识水平的外部作用,提升技术创新的作用,提升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以及在资本积累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借鉴舒尔茨的投资收益法,在分产业分部门的教育投资收益法基础上,通过加权的方式,计算各阶段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外,选择的教育指标能否实质性地捕捉到各个发展阶段的教育特征也是测算贡献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力资本指标的选择应该反映市场上不同时期对不同能力与技能的需求变化。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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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20)04-0005-12

      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测量是教育经济学的经典研究话题,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测算出1929-1957年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3%。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及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很多学者围绕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在教育如何作用于经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如何测量上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改革开放以后,国内许多学者对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其贡献进行了研究,但在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结果上差距非常大,无法达成共识(范柏乃和来雄翔,2005;杭永宝,2007;郑世林等,2015;陈彦斌和刘哲希,2016;Li et al.,2017)。在实践层面,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非常重要但又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各种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发现教育的作用有限。一方面,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读书无用论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一方面,民工荒、技工荒挑战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影响社会稳定,教育与现实的经济需求之间不匹配的问题非常突出。

      本文将沿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探讨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寻找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内在逻辑及其存在的问题,归纳总结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特定背景,尝试提出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量框架。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逻辑与计量方法

      (一)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增长要素分析

      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他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一旦离开均衡状态就发生巨大波动的问题,获得了一个经济向均衡增长路径收敛的增长模型,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成为可能。其更重要的贡献在于索洛运用数学模型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条件下,各种经济条件、投入要素及其作用机制的严密逻辑体系。他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劳动力和资本按其边际生产力获得回报,价格和工资是可变的,劳动力是充分就业的,劳动与资本可以相互替代,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下,索洛获得了均衡稳定增长的条件:

      K=sf(k)-(n+δ)k 式(1)

      当人均储蓄率等于新增人口人均资本量加上人均原有资本存量的折旧时,经济增长就处于稳定均衡状态。在索洛看来,人均产出的增长来源于人均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但是资本投入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依赖于技术进步。强调技术进步是索洛增长理论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其后来受到批评最多的地方。因为在索洛的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与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没有关系。

      索洛对后来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项工作是提出了要素分析方法估计经济增长的来源。索洛(Solow,1957)首次提出了要素分析法,并对美国从1909年到1949年的技术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实证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残差。美国1909-1949年的增长中只有1/8可以由生产要素的增长来解释,其余的7/8是由技术变化带来的。由于不是由投入要素增长带来的,这7/8的增长也被称为索洛的技术残差。索洛的推导过程见式(2)—(4)。

      在假定保持边际替代率不变的技术中性条件下,总量生产函数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从1909年到1949年,美国单位产出翻一番,技术进步指数增长1.8倍,技术进步占经济增长的7/8。

      索洛的这一结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经济增长理论后来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展开的。也正是在索洛残差的解释中,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计算了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然,索洛的研究也存在广泛的争议,乔根森在生产率变化的解释一文中就提出:“如果实际产品和实际要素投入是精确计算的,那么,观察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微不足道的。”(索洛等,1991)乔根森提出的问题也正是后来大量运用要素分析法计算经济增长来源研究中令人感到困扰的问题,即投入要素的准确计量的问题。

      这里需要重点强调的是索洛的模型及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的两个关键点:一是索洛的模型是一个通过数学模型表达的严密的增长理论逻辑体系,这样的理论体系将完全竞争的经济体系的假设条件、投入要素的经济特性及其作用机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下的;二是索洛的实证研究是对1909-1949年美国经济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索洛实际上假定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符合其增长模型的假定条件。强调这两个关键点是因为我国国内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很多运用了索洛的要素分析法,但忽略了中国经济是在劳动力无限剩余型的二元经济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现实。也就是说国内经济的环境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索洛要素分析法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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