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哈彻尔(John Hatcher)现为剑桥大学荣休教授，不列颠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院士，曾担任剑桥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英国《经济史评论》主编，现任中国《经济社会史评论》学术顾问。他是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研究兴趣广泛，涉及人口史、黑死病、乡村与城市经济以及经济史理论，代表作包括《瘟疫、人口与英格兰经济：1350-1530年》《中世纪的模型：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理论》《黑死病：一部秘史》等。2019年7月，笔者在英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大分流、年鉴学派、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动态等问题对哈彻尔教授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访谈。 一、经济史研究中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 许明杰：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的著作《中世纪的模型：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理论》①一书即将在中国翻译出版，书中对中世纪经济社会史领域的主要理论都有精彩评述，对于我们极有启发性。您对经济理论的兴趣是否与您的经济学教育经历有关?这种背景对您的学术生涯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哈彻尔：我在读高中时便对经济学感兴趣，我是这个学校第一个选择经济学作为A-level(相当于中国的高考)考试科目的学生。随后我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本科。在最初两年，我选修了一系列社会科学的课程，包括经济学理论、应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以及历史学。我的成绩很好，所以我的老师一度劝说我研究经济理论或政治理论，但我一直都没能完全适应经济学，觉得经济理论同现实相去太远。我在写作经济学论文时，时常会怀疑经济理论能否站得住脚。相反我觉得历史研究更为安全，所以我在本科最后一年决定学习中世纪经济史。我的论文导师是卡鲁斯-威尔逊教授②，也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她是一位非常谨慎严谨的学者，相当学究，遵循证据来源于史料的原则，给了我很好的训练。 经济学的训练启迪了我对历史的兴趣，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从本科开始，我就被波斯坦③的研究方式所吸引，对那些涉及经济因素的诸多历史问题很感兴趣。导师卡鲁斯-威尔逊虽然给予我很多支持，但我们的关系略显紧张，因为我倾向于使用一些颇具争论的解释。 许明杰：剑桥大学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世界级中心之一，在中世纪方向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学者，包括波斯坦、爱德华·米勒④等等。您的研究取向与波斯坦存在怎样的联系?剑桥的学术环境对您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哈彻尔：波斯坦对英国学术界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提出了一套宏大的理论，主导了那个时代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学术阐释的潮流。他非常聪明，头脑里总是有各种奇思妙想，经常在讲座报告的最后作出让听众惊愕的结论。当然他也很有争议，学界对他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有人公开反对他的观点或不喜他的个性与处事方式，但他很有吸引力，在剑桥人人都尊敬他。波斯坦非常欣赏、尊重从事理论研究的历史学家，对那些只是注重事实和描述的史家则不屑一顾。我读博士时他已经退休，但担任了我博士答辩的主考官，后来我们还一起合作写过论文。 米勒对我的研究也有影响。他与卡鲁斯-威尔逊类似，属于那类小心谨慎的学者，学术风格同波斯坦差异很大。他非常勤奋刻苦，又认真严谨，不喜欢做整体的、概括性判断。他特别喜欢做学术卡片，例如将中世纪史料翻译、誊写出来，而且字迹清晰优美。我们合写了两本教材⑤。在写作中，我时常限制自己就宏大问题做出判断，甚至不能贸然引述马尔萨斯式或马克思式解释。 剑桥的一个突出优势在于聚集了大批社会经济史学者，与我的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例如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历史研究小组。我在剑桥的教学与自己的研究直接相关，因此颇为受益。在来剑桥之前，我曾在肯特大学工作数年，当时承担的教学内容与自己的研究相差较远，但到剑桥后则集中讲授中世纪、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史。而且剑桥的图书馆设施齐备，历史系同行的水平极高，学生的素质也颇佳。简单来说，剑桥是一个学术氛围浓厚但学术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 许明杰：您在《中世纪的模型》一书中重点谈到“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争论，特别是发生在1970年代的“布伦纳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在西方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您作为这场争论的经历者和参与者，可否谈谈对这次争论的看法?西方学术界对于过渡问题是否有继续关注? 哈彻尔：这是一场十分重要且引人注目的学术争论，也是一个历史研究政治化的有趣例子。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成果。我不赞同多布、布伦纳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奴制的看法。他们认为领主阶级通过领主权和农奴制几乎攫取了农民的所有剩余产品，导致农民在绝望中发动阶级斗争，从而造成了整个封建社会体系的崩溃，随后过渡到资本主义。这是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很流行的一种解释，包括波斯坦、米勒在内的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领主的剥削深重，农民缴纳的租税高昂，生活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