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09)02-0013-05 消费观念是消费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一方面指导着人们的消费实践，另一方面又能动地作用于消费经济乃至社会经济。“由于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降低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消费的重要性的提升，人们的社会角色、认同、态度、价值和日常生活的结构都发生着基本的变化。”[1]110不同的消费观念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同步。唐代是一个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兼容并包、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国度，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其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无时不在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研究唐代各种消费观念的形成、变化及其发展，掌握它在特定社会中的作用和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由节俭消费观向奢侈消费观的变化 奢侈消费观是一种与节俭消费观完全对立的消费观，它主张消费者大量地、无节制地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价值取向的更替，历朝历代消费观念的变化大都遵循这样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由初期的“尚俭”逐渐向中后期的“崇奢”演变。在这方面，唐代亦不例外。唐代由俭趋奢消费观念的演变过程，大体以开元、天宝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在此之前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流，在此之后消费观念逐渐向“崇奢”转变。 第一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导。唐朝建立之初，由于隋末大起义的冲击，社会经济凋敝，物资比较缺乏，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在生活消费上大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节俭的原则。唐初的几位帝王也大都反对奢侈铺张，崇尚并推行节俭消费，也颁布过一些在饮食、衣着、器具、祭祀等方面的禁奢政令。 作为贞观之治的奠基人，唐太宗是一个善于纳谏，主张生活勤俭节约的皇帝。他深知稼穑之艰难，深知民以食为天的重要性，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一向坚持抑奢扬俭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一系列禁奢的规定。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2]295而他自己在日常消费中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给臣子们作出了榜样。这种帝王的躬身实践，对俭约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正确的导向作用。时至贞观十六年，当时粟价相当便宜，米斗仅直五钱甚至三钱，为此，唐太宗甚为忧虑，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2]376他不仅自己努力做到“不听管弦，不从畋猎”，而且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孙，警醒他们不要奢侈。史载太宗谓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诲。见其将饭，告稼穑艰难，不夺农时，乃可常有。”受太宗皇帝的影响，后宫的奢侈消费得到有效节制，许多宫人能做到自觉节俭，如皇后长孙氏“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3]3802，686正是由于太宗皇帝推己及人的尚俭抑奢的努力，在其统治时期，出现了太平盛世“贞观之治”。虽然社会财富日益雄厚，但消费方式以俭为主，奢侈现象并不严重，“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2]295这种说法虽多少有些夸张，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段时期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大都能做到崇尚节俭、抑制奢靡。 在太宗皇帝的倡导下，后代皇帝大都能坚持尚俭抑奢，致力于推行节俭消费、适度消费。在其后第二个盛世的开创者唐玄宗统治前期，亦不仅倡导节俭，而且致力于力挽奢靡风气，出台了诸多革除奢侈弊端的措施。开元二年制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戊戌又敕：“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4]1701此后，他还下令关闭了两京织锦坊，等等。在宫廷崇俭风气的导向下，唐代前期黎民百姓的消费观念更是以节俭为主。尤其是“贞观之治”时期，民风淳朴俭约，不尚奢华浪费。当然，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有一些权贵、富人或明或暗地推崇奢侈消费，但这只是当时社会的一股潜流，仅在个别的富贵群体中暗暗涌动，不左右当时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总体上仍以“尚俭”为主，不事奢靡。 第二阶段：从开元、天宝年间开始，社会消费观念日趋“崇奢”。经唐初几十年的积淀，至开元、天宝时期，经济发展趋势良好，国力鼎盛，家境殷富，人们的经济收入不同程度地增加。“是时，海内富实，……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5]卷51《食货志一》于是人们的消费欲望大大增强，消费需求不断扩张，消费水平日渐提高，日常生活开始出现奢侈消费现象。自唐玄宗统治中期以降，唐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上层社会开始转向崇尚奢侈靡丽。“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3]1553宫廷消费向来是世俗消费的导向，崇奢风气始自宫廷。对于唐玄宗的奢侈消费行为，史籍记载不绝如缕，如唐玄宗“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在他的纵容下，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地奢侈糜烂，史载“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6]1818在宫廷奢侈风气的诱导下，世风日下，奢靡趋高。都城长安奢侈之风更是超前于世风：“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7]卷下这说明唐人消费观念由俭趋奢的转变，影响着人们的消费习俗，刺激着消费方式的变革，奢侈性消费遂成为人们仿效、追慕的时尚消费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