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经济思想管窥

作 者:

作者简介:
于浴贤(1949-)女,福建漳州人,教授,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原文出处: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李贽立足人的生存需要并从安邦辅国的角度,充分肯定物质财富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肯定社会的商业活动,视“义”、“利”为一体,赋予财货利欲以道德色彩,李贽的经济思想表现了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巨大超越而具有了现代经济思想的因素。李贽经济思想是建立在他尊重个性自由、维护人本自然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成为他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反对理学扼杀人性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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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4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24(2009)03-0001-06

      李贽的经济思想是其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在古老农业社会中的出现,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思想文化的变迁也随之到来。宋明以来理学思想的高压统治开始动摇,王明阳学说从理学内部分化而出,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1]传习录 与王纯甫“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1]心斋王先生全集卷1“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1]心斋王先生全集卷2等等,以“心学”、“致良知”理论挑战程朱理学“天即理”的学说,使理学带上世俗化色彩而向其反面转化。李贽受王学理论的影响和启发,进一步发展了“心学”理论世俗化一面,以“人欲”抗衡“天理”,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建立起他尊重个性、追求自由的思想理论,表现了极强的批判性和人本精神。李贽的经济思想孕育并形成于他挑战传统、批判理学、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因此,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进步意义。

      一、对传统经济观念的超越

      李贽的经济思想表现在他对历史和传统的思考和批判,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洞察和评价,更集中表现在他对理学的反抗斗争中,体现了对传统经济观念的巨大超越,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战斗精神。

      (一)从生存的第一需要出发,肯定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颠覆了“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传统观念

      李贽是一位诚笃真率、直面现实的人,他充分认识到物质在社会生活中第一性的作用,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2]卷1答邓石阳穿衣吃饭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人类的繁衍、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都必须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穿衣吃饭即是最大的“理”!正是从这一最朴素的人本思想出发,李贽重视物质财富的作用,肯定人的利欲追求,曰:“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迩言之所以为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为古今之大智也。”[2]卷1答邓明府他旗帜鲜明地表达对物欲的肯定,曰:“……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此余之实证实得处也。……故不识讳忌,时时提倡此语。”[2]卷1 答邓明府认为财货、美色、学问、金玉、田宅等,为百姓日用之所需,亦是百姓共同的追求,因此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性,无可厚非,毋庸讳言。从李贽的仕履及游历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关心民瘼、以百姓疾苦为念的士大夫文士。李贽26岁考中福建乡试举人,30岁出任河南辉县教谕,34岁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37岁补北京国子监博士,41岁补礼部司务,45岁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51岁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54岁辞官,开始交游著述生活。[3]在25年的仕宦生涯中,尤其是在地方官任上,他始终关心百姓疾苦,积极为民办实事。如在姚安府任上,他“律己虽严,而律百姓甚宽”,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实行宽简政策,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人称“姚安守,贤者也。”“温陵李先生为姚安府且三年,大治。”[3]123李中溪在《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称李贽“自下车以至今日,几三载矣。惟务以德化民,而民随以自化……处置有法,而民不知劳,节俭自将而惠不啬己。”[3]123正是这种以百姓生活日用为己任的思想,以百姓温饱为天下大事的观念,使李贽明确“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构建了他以人本理论为核心的经济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先贤先圣们就认识到民以食为天的至理,管子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有“庶之、富之、教之”的牧民之道,孟子强调“制民之产”,赵威后的“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的见解[4],都认识到生财养民的重要性和第一性。李贽的观点正是继承了先秦以来诸家重视物质财货的观点,有其理论的历史渊源。然而,在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作为特定时代的君主、思想家、政治家,为维护封建政权的统治,又往往以仁义礼法制约人们的思想,强调仁义道德之至高无上,以限制人的物质欲望。“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安贫乐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等,这些道德观的提倡和建立,本来是从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建设、人格精神的培养方面加以强调,并不否定作为自然人的生存对物质条件的需求,但却往往被封建统治者作为愚民工具所利用,以至形成了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至汉代由于三纲五常礼制的确立,道德性命之学成为儒家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物质追求自然是等而下之的行为,士人讳言功名富贵,讳言财利之争。在宋明理学思想的禁锢下,人性受到压制和扭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仁义节操更是成为士人终极的性命追求,财利欲望受到排斥而难以启齿。李贽作为明代新思想解放思潮的先驱者和战士,他以大无畏精神冲决理学思想的禁锢,追求人性自由,肯定人性的利欲需求,以“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一语石破天惊,体现了鲜明的人本意识,确立其经济思想的基础,表现了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大胆冲击和巨大超越。

      (二)从安邦辅国的需要出发,肯定财货的意义

      李贽曰:“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何也?民以食为天,从古圣帝明王无不留心于此者。”[5]大学,7他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得民,而民以食为天,一个不善理财,不能“养民”,对百姓衣食置之不问的政权,必然失去民心,失去人民,失去天下。他作《四书评》往往对儒学经典作自我解读,他评《大学》曰:“……言理财也,然理财又在用人……末后五节,总把用人理财合说一番。字字精神,句句警策,最为吃紧,最为详明。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岂若后世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问,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耶!”[5]大学,7这种财货观是李贽的而非《大学》的,李贽不过借《大学》之评表达自己的观点罢了。他反对空谈治国之道,而以关注现实民生、为民理财为治国之要务。他重视理财,强调君子必须学习理财,此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备的素质和能力。李贽对物质财富作用意义的认识何等深刻!《四书评·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李贽评曰:“一车问答,万古经纶。”[5]论语卷7对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的牧民三部曲,李贽大为赞赏,奉为“万古经纶。”民以食为天,只有在百姓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人民富足了,对其实施礼乐教化,才有好效果。他评《孟子》曰:“孟子经济,只是教养二大端”,[5]孟子,108指出孟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一是养民,制民之产;二是教育,谨庠序之教;对孟子“制民之产”的主张给予充分肯定。关注百姓日用,直面社会人生,是李贽经济思想现实性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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