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9)02-0093-07 一、近代银行业：上海经济的“大力神” 中国近代银行业19世纪末发轫于上海，经过时光老人近二十年的雕琢，到民国初年已由先始的蹒跚学步壮大成为上海经济生活中的“大力神”，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民国初年，上海商业银行蓬勃发展。在中国银行业的肇始期(1897-1911年)，商业银行力量微小，在金融界无地位。这一时期的银行业，实际上是以官办银行、官商合办银行不断创立并占据主导地位为特色的。不妨以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重要银行为例，具体说明这种情况。从银行资本构成方面看，该三行虽都吸收有商股，但官股占优势比例一般接近半数或半数以上。中国通商、户部银行开办股本是官、商各半，交通银行所吸收的商股则高达商六官四的程度；从经营方式看，中国通商银行号称“商办”，其余两行均为官商合办。三行的业务虽都与“商”相关但本质上是着眼于“官”、为“官”效力的。从管理大权方面看，名为“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实际是“官”掌大权实权，如“用人”项，不仅总行的9位总董，就是各行所设的分董人选也都由盛宣怀一人说了算，乃至于该行上海总行和早期香港、九江、天津、镇江、汕头、北京、汉口等地分行的分董全部是清一色的“官僚”。①剖析中国通商银行，不难看到：商办银行官掌实权，表里不一，给人“实狗肉挂羊头”之感。“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尚且如此，官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内“官权”之重、“官长意志”之尊便可想而知了。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批“官”掌实权的银行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银行企业，其性质较为复杂，既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如银行的股份公司性质，某种程度上的近代化管理制度和方法等)，又是清朝封建政府的财政工具，这种“畸形”表明该时期的官办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是中国被迫现代化过程中，由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主义经济交配出来的“混血儿”。该时期，相对于中国通商、户部、交通等“官”气十足的银行和20多家名曰银钱局(号)实则为官办地方银行的众多机构，②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业银行只有少数几家，它们是信成银行(1906年设立，总行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设立，总行先设在杭州，1915年迁到上海)、四明银行(1908年设立，总行在上海)。 民初之后，商业银行开始大发展，总数由3家左右迅速地发展到了1925年底的130家，实收资本额突破9300万元。③商业银行的家数和实收资本额已在全部华资银行家数(1925年底，158家)和实收资本额(1925年底，16914万元)中占绝大比例。④该时期，迅猛发展中的商业银行具有明显的共性：①银行开办资本中少有或完全没有清王朝中央或各级政府投入的官股；银行主要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的身份不是官僚而是实业家、商人、钱庄股东老板等；②银行的主要资本来源是商业和钱庄业的积累，也有产业资本的转移；③经营机制与管理体制明显优于官办、官商合办银行，有“持久无弊”⑤的长处。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此类银行经营有成效，发展显著。如商办浙江兴业银行，1915年吸收存款为438万元，1926年时存款额已增加到3312万元，实力大增。⑥⑤这些银行相对于旧式机构有明显的优越性和进步性。在政治态度上，有许多商业银行家同情或襄助辛亥革命，如，沪上革命军“辛亥光复前后到九月十三四日所发军饷”，大半由信成银行和四明银行所输。⑦沈缦云、虞洽卿、朱葆三等银行家及投资者都曾积极支持辛亥革命。商业银行与民族资本工商业有天然密切联系，在银行经营上、理念上注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放款，推动民族经济发展。 第二，银行业的联合促使了银行实力的“核裂变”。“联合”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行业间的联合，形成如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等组织；另一种是某些有影响的商业银行基于某些业务的联合，形式如“北四行”、“南三行”。先谈行业间的联合，在上海，这种联合的载体是上海银行业公会，其酝酿时间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05年，上海信成银行周廷弼、沈缦云就曾出面邀约银行界的头面人物商议筹办银行公会之事。随着上海银行业发展高潮的到来及银行业金融势力的增大，1915年，宋汉章、张嘉璈、叶景葵、陈光甫、李铭、钱永铭等人发起旨在银行同业间加强联系和改善经营的聚餐会形式，即每天中午各银行领导人齐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聚餐的形式讨论当天下午的经济形势及金融行情。当时并无固定的组织机构，更无明确的章程及规则，但银行业的联合实质上已经出现。1917年，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等银行在上海香港路4号成立银行公会，之后，陆续又有聚兴诚、四明、中华商业储蓄、广东、金城与5家银行加入。1918年7月8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订定上海银行公会章程、选举董事会。1925年时，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有成员银行22家。⑧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成立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史上是件里程碑式的大事，这一重要金融组织的出现具有积极作用，它加强了银行间的联系、密切了信息交流、协同了彼此步调。1920年9月，上海银行公会组织订定了上海银行营业规程16条，对银行业的金融活动、业务经营等重要方面进行原则指导与规范。银行公会的成立强化了上海银行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如1918年11月，上海银行公会倡设“总额暂定为30万两”的公共准备金，⑨成立了银行界的联合准备委员会。这项准备金“纯系现银，不起利息，专为维持市面之用。”⑩银行公会的成立密切了银行与各界的信息交流，它所编辑出版的《银行周报》成为国内银行界最重要的金融信息研究媒体和业务理论研究阵地，在当时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力。银行公会成立后设立了“名词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直接为推动银行理论、会计理论的研究以及实务的推展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再谈商业银行基于某种业务的联合形式。在商业银行迅速发展的势头中，一些商业银行之间通过代理业务、联合放款、联合清算、互相开户、相互投资、人事渗透等不断加强彼此联系，造成了有影响、有垄断力的银行“联合体”，如“南三行”、“北四行”等。所谓“南三行”，泛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联合；所谓“北四行”是指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联合的银行集团。以“北四行”为例，其彼此联合的主要形式有“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四行联合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四行信托部”、“四行企业部”等。“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成立于1921年，其在京、津、沪等地都设有办事处；事务所的最初启动资本由中南银行出资100万元、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各出资50万元合成(大陆银行次年加入该营业所)。(11)1922年9月，四行曾联合放款给交通银行，助其渡过难关。这种小银行对大银行放款之举显示了银行联合起来的力量。“四行联合准备库”设立于1922年，它的成立扩大了中南银行银行券的发行总额，1927年时，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券的额度高达1700万元之多，占全国发钞总额的比例达1/10，最高发行额曾达7000万元之多。(12)“四行联合准备库”在中国近代货币发行史上有重要地位，它的工作一直到1935年法币改革实行后才告结束。“四行储蓄会”成立于1923年，由四家银行各出资25万元作为基本存款，以四行联合所创造的信誉大量吸收存款。1934年所收储蓄总额高达9233万元。(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