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发端 虽然有关法国经济史的著作可以追溯到16世纪，比如布代和勃丹关于货币和价格的研究等，但它真正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却要晚得多。法国的经济史研究是步德国后尘的，比德国要晚得多，甚至晚于英美。在19世纪80年代，斯特拉斯堡（当时被德国吞并）和柏林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摇篮，古斯塔夫·冯·施末莱成为经济史研究重要的奠基者。在他之后，德国的历史学派通过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成为欧洲乃至美国史学界的主导。德国在1893年创办了第一本经济史的杂志。而当时的法国经济和历史还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经济归在法学院名下，史学刚属于文学院，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理论与学说，历史学家们把主要的目光投向政治的历史发展，经济史就这样被忽视了。 1913年，首先由法学系统的学者创办了《经济社会史杂志》，直到30年代，该杂志所载文章内容主要还是经济思想和学说，以及经济事实等，还是属于经济学范围的。但这时法国已经出现个别研究经济和社会史的史学家和零星著作，譬如，1906年，保罗·芒图出版了研究工业革命的名著《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第二帝国时期就出版《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阶级》一书的爱米尔·勒瓦舍尔一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经济学说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20年代，索邦大学有了唯一的一位经济和社会史的教授亨利·豪塞尔。但总的说来，直到30年代，法国的经济史是不成气候的。 然而，从20世纪初叶起，英美在经济史上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英国，从1910年起首先在曼彻斯特，然后是剑桥、伦敦，大学里设立了经济史讲座教授，一些重要的经济史杂志也创办出来，如《经济学伦敦学派》和《经济史评论》等。在1926年至1927年间经济史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在美国，早在1893年，哈佛大学就设立了经济史讲座，一些大学教授讲授经济史课程并出版了一些经济史的著作。 法国在经济史上质的变化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推动力来自史学内部和史学外部两个方面。史学内部是年鉴学派的形成。1929年，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年鉴》，他们希望史学能摆脱实证主义的桎梏，在研究的范围和方法上都有新的拓展，尤其要重视经济和社会的研究，甚至还应该重视人们精神状态的研究，使历史成为一种“整体史”。《年鉴》杂志的内容也反映了这一点，上面刊载的论文大量涉及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提出的问题。当费弗尔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研究16世纪心态史的时候（《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等），布洛克则执着于中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研究，如社会结构、技术生产结构、货币制度等（《法国乡村史》、《封建社会》、《欧洲货币简史》等），他们的活动对法国经济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几乎与《年鉴》杂志创办的同时，一位非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弗朗索瓦·西米昂在20至30年代给法国经济史的独立和发展以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弗朗索瓦·西米昂最早研究哲学，后转而采用杜尔凯姆的方法研究社会学。1907年，西米昂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有关煤矿工人工资》后，任教于实用高等研究学校，后又转到国立工艺博物学校，1932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他在本世纪初孤身与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瑟诺博士）展开了唇枪舌战的辩论，同时又与经济学家们进行论战，在法国逐渐创立了一门既不同于传统历史学，又不依附于经济学的独立的经济史学科。1932年，他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出版了他的重要代表性著作《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当时他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得到大学教授们的承认，传统的历史界和经济学界似乎对他都不屑一顾，但他受到了年鉴学派的热情称赞和欢迎。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把计量的方法引入了经济史的研究之中，这在他对工资和煤炭价格的研究中体现出来；其次，他把历史时间作了“短期、中期和周期”的区分，着力于研究经济周期性的变化，分析经济的长期运动，几乎与俄国经济学家孔德雷杰夫同时发现价格涨落的周期变化；此外，他将经济问题研究与社会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不同社会集团对价格与收入变化的反应和态度，特别是企业主和工人的态度（注：米歇尔·马尔盖拉茨：《18至20世纪的经济史》(Michel Margairaz,Histoire,économique XVIIIe-XXe siècle)，巴黎拉卢斯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接下去的关键是经济史的研究怎样能得到史学界的承认，尤其能真正进入大学的殿堂。在这方面西米昂是有局限的。由于他的一些措辞激烈的文章大大伤害了历史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历史学者们往往对他敬而远之；而且当时也没有多少经济史的专家，他的著作影响范围也不大；再有一点，他的著作语言抽象，常使历史学家们不忍卒读，《年鉴》杂志的创办人曾试图将他的著作通俗化，但因遭不愿妥协的西米昂的拒绝也只好作罢（注：吉拉尔·努瓦利埃尔：《什么是当代史？》(Gerard Noiriel,Qu'est-ce que 1'histoire contemporaine?)，巴黎阿歇特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把西米昂的著作“翻译”成历史学语言而将经济史真正引入历史学界的是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拉布鲁斯，西米昂就不可能在历史学界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拉布鲁斯是“大学近现代经济史的真正奠基人”（注：米歇尔·马尔盖拉茨：《18至20世纪的经济史》，第19页。）。拉布鲁斯最初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工作者，他也不是一位历史学的教师。出生于法国西部小手工业者家庭的拉布鲁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听过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奥拉尔的课，但不久他投入了政治运动之中，从事新闻职业，后又转向经济学研究。1924年他与法国共产党决裂后，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之中。1932年，他在法学院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涉及法国18世纪物价和收入的运动和变化，论文利用了旧制度下的一些统计资料。正是由于拉布鲁斯的经济学背景，使他能够深刻理解西米昂著作的意义，并利用西米昂的理论和方法为自己的研究服务。拉布鲁斯的著作不久开始流行，在一次“近代史协会”的会议上，乔治·勒费弗尔介绍了拉布鲁斯的论文。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他的论文遭到了当时索邦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亨利·豪塞尔等人的激烈批评，但勒费弗尔为之作了辩护，认为他的著作对于更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拉布鲁斯的著作就像是历史学工作者的作品。1943年，拉布鲁斯又在文学院完成了他的第二篇历史学的博士论文《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法国的经济危机》。如此，拉布鲁斯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且把经济史的理论用来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使经济史在历史学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