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2-0089-07 马克思主义是在全面总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现实革命斗争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和建构起来的伟大思想和科学理论，其目的旨在彻底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剥削本质，争取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和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政治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实践指向。“政治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核心命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具有本体地位和方法指导双重含义。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主要代表之一，托尼·本尼特继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乌托邦”幻象之后，在后现代文化废墟之上继承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原则和社会批评实践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英国惯有的经验主义理论传统和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的批评策略，在一种饱含当下自觉和介入意识的前提下，从理论建设和实践运用综合建设的角度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理论传统和实践本质，进而谋求后现代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全新发展。 一、历史语境的恢复：从聚焦文本形式走向分析历史语境 托尼·本尼特的理论思考和批评实践是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代所遭遇到的种种理论困境和批评话语开始的，带有显著的时代性、现实性和目的性。这种理论风格的形成与本尼特自身的学术成长经历和理论传统承续分不开。本尼特的学术研究是从社会学开始的，进而涉及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①这种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为其以后的美学和文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储备和开阔的学术视野。20世纪70年代初期，本尼特即与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等人有过接触，并深受其影响。转入开放大学工作后，本尼特于1978年开设“大众传播和社会”课程，此一面向成人教育的课程即为后来社会影响更为深远，波及范围更为广泛，现实实践性更强的面向工人阶级教育的“大众文化”课程的预备和前身。在此期间，本尼特与伯明翰学派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斯图亚特·霍尔建立了更具密切性和实质性的学术联系。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大众文化”课程迅速发展和扩容，很快全面加入到与当代文化问题有关的研究课题中去。开放大学也因此成为继伯明翰大学后，当代文化研究的又一学术中心和理论重镇，客观上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众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授课过程中与普通民众和工人阶级的亲密接触，使本尼特对英国工人阶级基本的生存状态、广泛的文化需求和普遍的价值取向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也使其充分意识到后现代语境下工人革命普遍存在的弊端和以文学研究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在组织工人队伍，形成革命力量，改变现实生存处境与争取个人自由解放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和能量。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回溯，一方面使本尼特的大众文化研究更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导向，另一方面也使其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实践可能。 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批判继承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理论关注是本尼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由于文化传统的约束和地理环境的限制，英国本土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明显区别于欧洲大陆理性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范式。奠基于此一哲学范式基础上的英国学术研究显然更重经验归纳而轻玄学思辨，注重从日常生活直接的经验感受中凝练出问题，并做出直接回应和解答，而非从思想观念的分析推演中获得精神的提升和对现实的克服。因此，英国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性和问题感，或较突出的当下意识和实用倾向。身处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社会，他们一方面对工业革命及现代化进程对英国社会和个人处境造成的种种弊端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积极谋划和设计各种可能性的解决办法和替代方案。无论早期马修·阿诺德对英国地方主义和庸俗习气的批判，T·S·艾略特对西方理想幻灭和精神空虚的刻画，还是F·R·利维斯希望通过文学教育唤醒被商业和科技消弭的人在道德和智力上的敏感性，都体现了英国知识分子共有的理论特征和价值导向。此一传统成为本尼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内在的文化基因和理论渊源。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同英国本土学术研究迅速结合形成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涌现出诸如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雷蒙·威廉斯、佩里·安德森、特里·伊格尔顿和以爱德华·汤普森、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等一批具有深厚理论功底且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和批评流派。这些理论家大都具有相同的工人出身和边缘身份，对工人阶级底层生活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熟悉性，切身的情感体验使他们内心深藏着对普通民众生存处境的理解和同情。英国强大的产业工人基础和民主政治传统，也为他们积极参与和献身工人运动的现实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条件。相较于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他们更重视具体工作的开展；相较于知识和真理的探索，他们更重视文化和教育在培养底层民众的自觉意识、表达欲望和参政能力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与实现途径的探索。表现在美学与文学研究上，由于审美无利害的康德美学范式和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并没有对英国美学和文学理论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反而是从经验主义出发和日常生活着手，放弃艺术自律的立场和宏大理论的构建，他们将美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看作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改造现实生活的积极要素，重新将之纳入社会、政治、经济和伦理等社会结构因素相互作用的网络中，注重研究中的历史语境分析和现实功用探索。威廉斯即认为：“所有的写作行为、写作和言谈中的话语实践以及小说、诗歌、戏剧和理论的创造都是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②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以组织内心深处的冲动、情绪与潜能来改造现实生活的修辞性话语实践，故“所有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③。可见，他们并没有从审美自律的角度建立一种普泛的美学体系或批评范式，而是将各种生活实践产生的问题引入美学和文学研究，并将之放入具体历史语境和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突破纯学术研究的范畴进而探寻一种批评和反叛的可能，具有较强的历史现实性和政治革命性。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正是从批判和继承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的文学研究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