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1；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20)03-0122-09 在围绕现代国家的研究上，从亨廷顿到福山形成了呈内在递进关联的叙事脉络，即探讨现代国家与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之间的关联。亨廷顿与福山均着重诠释社会成员身份对现代国家的形塑，在叙事上存在继承与深化的关系。亨廷顿的叙事重心实现了从关注转型时期社会成员认同与政权整合关联的“显性”主题，到关注美国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与社会成员身份张力的“隐性”聚焦，最终确立了“悲观”倾向的身份危机命题，由此被认做“文化保守主义”且广受诟病。这与其弟子福山受到诟病的“乐观”的前期论调明显不同，福山后期试图统合亨廷顿前后期“显性”与“隐性”的叙事“断层”，将身份概念置于广阔的历史社会学视域和更为丰富的现代国家场景中。福山认为成熟的现代国家建构与有效回应尊严诉求、克化不满密不可分，故而其核心要素在于对身份的合理定位。以此为契机，福山试图修订前期的“历史终结论”[1]。对于现代国家的探讨，在亨廷顿与福山围绕身份政治的叙事中可见一斑，二者共同印刻出历史社会学的内在逻辑与叙事困顿。 一、奠基：“自下而上”的国家观与“显性”诠释 2018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身份：对尊严的需求与怨恨的政治》为代表作，确立了他对现代身份政治的基本叙事框架。福山认为，尊严与怨恨，作为围绕身份诉求与不满所产生的社会心态，终将显现于政治活动当中。“在五十年以来或者说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经济不平等是诠释当代政治的主要因素的同时，经济上的伤痛变得日益具有尖锐性，因其伤痛实则属于是自尊受挫和缺乏其他社会成员尊重产生的心态”[2]16。从其论述中可知，福山认为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不平衡心态实则是围绕自我对身份的感知和社会对于身份的认同落差产生的后果，而社会场景中的心态，足以诠释政治活动中的张力。尽管坐标定位为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然而福山从未放弃他长期坚持的概念，即现代国家。 福山曾言，“20世纪政治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对国家的规模应当有多大和国家的力量到底应该有多强争论不休”[3]1。对此，他试图诠释社会成员表达诉求、寻求认同的一系列社会现象，“自下而上”地从社会场景中考察身份政治与现代国家的关联[3]91，即认为社会诉求“自下而上”地影响和塑造现代国家。此国家观源自于19世纪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的考察，以社情民意作为秩序重组与政权更迭的基石[4]。这一点在托克维尔的论述中有较为清晰的呈现，现代国家确立的社会基础在于“豪壮而合法的激情，鼓舞人们同意大家都强大和受到尊敬”[5]89。托克维尔认为正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活动，塑造了现代历史上一切重要现象，最核心的便是现代国家的诞生[6]。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作出了著名的论断，“如果我们把社会成员的来历都查得一清二楚，对他们历史的最初遗存进行考察，那么，我可以肯定，我们一定会从中发现他们的习惯、偏见和主要情感，甚至是最终构成所谓民族性的一切主要原因”[5]46。尽管没有直接、明确地塑造出晚近所谓的身份概念，然而托克维尔围绕民族特性的叙事成为晚近身份政治概念中不可缺失的内涵。在晚近叙事中，身份可理解为持有一定文化理念、语言规范的阶层、民族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的显现[7]，故而托克维尔作为晚近身份政治叙事的奠基者当之无愧[8]。托克维尔对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考察，深刻影响了晚近身份政治研究。若寻找托克维尔传统的晚近传承者，那么需首先直面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如果将亨廷顿后期对坚持新教伦理、英语语言的社会成员身份与文化价值层面的国家认同关系的论述作为身份政治研究的重要节点，那么其前期对转型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考查应被视作后期的叙事铺垫，因为亨廷顿前期重点考察了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中对政治秩序的认同感。如彼得等人认为的那样，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乃是“开拓性的国家中心主义著作”①[9]。亨廷顿曾如此归纳政治秩序变革之际的张力逻辑，“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10]55。亨廷顿认为社会颓丧感缘于心态的预期与资源定位的不平衡，颓丧感与社会流动契机并存会催生政治诉求，政治诉求与国家整合则往往易于失衡。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家与身份两个概念尽管并未高频、直接出现，然而将国家因素纳入身份变迁中的逻辑已非常明显，即“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0]1。亨廷顿前期关注的对象实质上是围绕政治秩序转型的“显性”现象，诠释转型社会中成员诉求的样态和国家政权应如何整合方能避免其所言的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即政治秩序失效的现象②[10]87-89。亨廷顿认为的政治衰朽，便是国家政权“自上而下”设置的政治制度无法整合社会成员“自下而上”政治参与的含义范畴。在他看来，无法整合的背后是身份诉求与实际身份定位的落差，以及由此产生的超出政权掌控范围的表达。从中可见，亨廷顿前期传承托克维尔叙事传统的做法可谓实现对晚近历史社会学的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