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功能与传播演变审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斯琦,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求是学刊

内容提要:

技术革新有助于激发文学艺术的美,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阶段绝大部分都是由传播媒介技术变迁来实现文学自我完满与自我提升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面临来自“类人智”机器的一系列挑战与机遇,其发展伴随着非人文主义、人已死等言论。这触及了文学作为一门“人学”的根本问题。传统文学与人工智能时代的类人智文学存在不同的文学叙事与文学传播的系统与机制,可以为在面对人与机器和非人的自然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当下文学研究提出警示与反思,促使文学叙事研究对叙事文本意义的普遍性形成机制的深入,在困惑与交叉中逐渐跨越传统叙事边界并提供理解文学与人关系的全新视角。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0 年 08 期

字号: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3.015

       无可置疑,人类已经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渗入各个行业,并开始迫近文学领域。从口传时代、印刷时代一直到新媒介时代,媒介技术一直都是外在于人体的工具式的存在,对文学是一种“物理影响”,而当下呼啸而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则更为深刻地由内而外、由表及里、迭相递进地改变着文学叙事与传播的各个环节。

       一、纠葛与反叛——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的双重语境

       人工智能时代作为“现实”,更多是被技术召唤出来的。传统文学沾染了20世纪人工智能萌芽与科幻小说的底色,呈现出跳脱人类主体去模拟人类认知过程的特征,曾经具有浓浓的人文主义的文学叙事,其去留或许在未来要由人类自己来决定。

       (一)主体的“纠葛”: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创作主体的多元性

       文学具有媒介性,体现在从古至今文学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物质媒介技术而存在。媒介技术不仅仅是工具与信息的载体,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媒介技术不仅建构了文学的审美性,也影响和参与了各个时代所有的文学场景与文学活动,迫使文学烙下或浓或淡的媒介意识。

       媒介技术不断使人们的身体得到延伸,并且逐渐消解了口传时代作者在文学叙事中的绝对话语权与印刷时代文学传播的阶级性。不可否认,随着媒介技术与文学活动交集的不断扩大,文学自身充盈着源源不断的时代生发力,变得更加平民化,由一小部分人婆娑舞蹈变成现在的万众齐舞,不得不说这是文学与媒介技术的美好相遇。直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媒介技术开始摆脱外化于人体的纯粹工具性,同时在功能性上更加强化工具理性,最终以一种类人智机制来构建文学叙事与传播。历史经验证明: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给文学艺术带来影响,而这种影响虽然会带来短暂的迷茫与阵痛,但未必意味着终结,更可能是一种解放。在前媒介时代(在这里我们姑且把传统媒介时代与新媒介时代统称为前媒介时代),媒介技术确实是人体的延伸,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媒介技术发展趋势则是内融于人体的拓展。技术工具将作为人类的“假肢”而不再外化于人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趋势就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著作中体现:“媒体,是人类的一种技术假肢,其可以重构人的本质。”①当前最明显的标志便是人工智能、赛博人(cyborg)等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人类的生活、科研等各个领域。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思维不再是内聚的而是分散的,技术与人体的传统界限被打破,人类身体得到空前解放。由此,人工智能时代文学与前媒介时代文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之前无论何种媒介技术形态下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人创作出且基于当时媒介技术形态呈现,而人工智能时代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协助甚至代替人类创作文学作品。文学创作的主体由单纯的人类而变得更具多元性。

       (二)“非人”的“反叛”:贯穿“人智”与“类智”的新文学场域

       当科幻小说与技术革新相遇,人工智能时代语境就诞生了。早在20世纪末期,技术工作者们就开始从科幻小说那里汲取灵感,科幻思维或许早已成为一种模式和一种话语。比如,被誉为中国科幻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三体》中那些指向人性存灭的力与美以及技术化冷静与人文关怀叠加下复调之声的科幻叙事,②其帮助人类挣脱虚幻现实的蛊惑,去感受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野蛮生长是否会让宇宙万物都听命于人类。刘慈欣、莱姆等科幻小说家都在创作实践中试图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统摄下的科幻创作叙事生态。而这种“新科幻思维”的渗入也反映出文学与现实中的技术革新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的身体、工具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受到挑战,人类不仅面临“何为人”的形而上的问题,而且必须面对被技术日益边缘化的现实。虽然媒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但文学自身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文学在搭乘媒介技术革新这架顺风航班的同时,也承担了“空难”的风险。“空难”的代价往往是残疾甚至生命,文学便是牺牲了部分属性或者颠覆自身。众所周知,人文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是文学的立身之本,纵观文学与媒介技术发展史,随着技术不断进步,这一立身之本也被动摇。早在口传文学时期,文学传播通常是面对面进行,作者的观点与感情是绝对权威的。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文学的“人学”特征最为浓厚的时期。随后的手抄文学时期与印刷文学时期,文学门槛降低,阶级性减弱,但由于技术带来了大范围文学传播的可能性,文学的商业性越来越强,文学自身的人文主义情怀被消解。尽管这段时期的文学依然标榜着“人文至上”的主体观念,但不可否认媒介技术的介入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文学领域的整体人文气息,文学与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隔阂逐渐形成。进入新媒介时期,互联网成为全新的文本载体,这从本质上改变了文学传播方式的内在机制,从而使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乃至文学自身的形式与内容都受到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替代文学活动各个环节中原本应该由人承担的角色,尤其是文学创作方面,人类把创作主导权渐渐让渡给了人工智能技术。这触及了文学作为一门“人学”的根本性问题。人类的认知体系与更广阔的客观认知系统(机器、环境)连成一个整体,文学活动的过程便带有了人类的自然智能因素与非人的类人智因素,由此,文学中的“人文主义”色彩大大降低。如微软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在2017年出版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③由此观之,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智慧已经被分离打散,与机器的人工智能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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