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对征税成本的精细考量

作 者:

作者简介:
喻世华(1959- ),男,重庆开州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江苏科技大学编审,《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研究方向:苏轼及编辑业务(镇江 212003)。

原文出处: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税收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必要工具和手段,但征税成本必须进行精准评估。密州是苏轼首次主持一州政务的地方,面对密州当时特殊的治理环境,对于盐课日增以及官营榷盐的建议,苏轼从政治成本、征收成本进行了精准分析。这种“安民”“利民”“便民”的仁者情怀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能够为今天的税务征收提供有益的启示。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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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20)02-0001-05

       DOI:10.16069/j.cnki.51-1610/g4.2020.02.001

       税收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必要工具,如何计算征税成本,是税务征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苏轼所生活的宋王朝面临严重的“三冗”问题,如何理财成了皇帝和士大夫都必须直面的问题。由于苏轼一生都没有在“三司使”等相关财政部门任职,对苏轼的税收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相当冷门的问题。就笔者所见,直接研究苏轼税务思想与实践的文章,寥寥可数,值得关注的是沈端民的《苏轼反对王安石“以钱代税(役)”“变法”的思想研究》,但该文对苏轼的税务思想与实践存在苛评,比如认为“苏轼保护了习惯性的落后现状”,“苏轼顽固地阻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开了历史的倒车”,“苏轼扼杀了农民创造自身价值的潜在智能”,等等[1]。因此,对苏轼税务思想与实践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对于苏轼税务思想展开泛泛而谈的研究很难有什么深度和新意,笔者拟以密州榷盐为例,联系苏轼的相关文章对苏轼在税收中显示的“安民”“利民”“便民”的仁者情怀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展开认真分析。密州是苏轼首次主持一州政务的地方,关于苏轼在密州的政务处理、生活、诗文创作等方面情况,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①,但从征税成本角度展开深入研究的,目前还属于空白,因此有必要展开深入挖掘。

       一、相关背景以及文本

       为了对苏轼关于征税成本的精细考量有更为透彻的了解,有必要对苏轼治密的背景和相关文本做一个简单的交代和梳理。

       (一)相关背景

       苏轼治密时的处境,笔者在《苦闷与超然——论苏轼在密州的处境、心态与选择》一文中曾作过比较详细的分析,其处境简单说就是:“暗淡的政治前途”“严峻的治理环境”“困窘的生活”。特别是“严峻的治理环境”,包括“蝗旱相继的天灾”“新法扰民的人祸”“盗贼渐炽的隐患”[2],苏轼面临维持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的艰巨任务。这是我们理解苏轼对于密州盐课日增的忧虑以及反对官营榷盐的基础。

       (二)相关文本

       苏轼对于密州盐课日增的忧虑以及反对官营榷盐,主要散见于在密州的三封书状中:《论河北京东盗贼状》[3]2961-2967《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4]5233-5236《上文侍中论榷盐书》[5]5247-5250。在这些给皇帝、丞相、侍中的书状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苏轼关于征税成本的精细考量。

       二、苏轼对征税成本的精细考量

       苏轼有鉴于当时“严峻的治理环境”,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对于盐课日增、官营榷盐等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与建议,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计算了征税的成本。

       (一)政治成本

       盐铁官营,是中国封建王朝或者说农耕政权的主要税种,即国家对民生必需物资如盐铁等战略性核心资源垄断经营,以专卖的方式完成财政增收,这是历代农耕王朝保证税收的不二法门。因为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盐铁专卖使封建国家获得了可观的、稳定的财政收益。这个政策从管仲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候的桑弘羊发扬光大。以后虽然有变化,对铁的专卖有所放松,但盐一直是历代封建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专卖商品,其收入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

       宋代由于“三冗”问题严重,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如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是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也是得到宋神宗大力支持的根本原因。例外的是,食盐专营在密州所在的河北、京东两路并未施行,是当时的税收“特区”。这与其处在边防前线有关,也与其资源难以有效控制、扰乱敌方经济等战略考量有关。到了宋神宗的熙丰改革时期,一意追求财政增收的新党改革者显然不能容忍这个“特区”享受的特殊优待,力图改变祖宗成法和现状。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增加盐课,这在苏轼上给皇帝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有明确的说明,“臣勘会近年盐课日增,元本两路祖额三十三万二千余贯,至熙宁六年,增至四十九万九千余贯,七年亦至四十三万五千余贯”,其结果是“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难兴贩”[3]2964。二是建议官营垄断,这在苏轼《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上文侍中论榷盐书》有明确的说明:“近者复得漕檄,令相度所谓王伯瑜者欲变京东、河北盐法,置市易盐务利害”[4]5236;“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东盐,朝廷遣使案视,召周革入觐,已有成议矣。惇之言曰:‘河北与陕西皆为边防,而河北独不榷盐,此祖宗一时之误恩也’”[5]5247-5248。

       苏轼为此从历史、现实、风俗民情、治理几个方面展开了分析,为皇帝、韩丞相、文侍中算了一笔政治账。

       首先,从历史上看,官营榷盐在河北、京东两路没有先例。“河北、京东,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3]2964“今两路未有盐禁也,故变之难。遣使会议,经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众议,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犹迟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难也。”[5]5249很显然,苏轼对于这种改变成例、欲速不达的做法是不赞成的,并认为从此将贻害无穷:“今既已榷之矣,则他日国用不足,添价贵卖,有司以为熟事,行半纸文书而决矣。”[5]5249官营榷盐后,一旦国家遇到财政困难,“添价贵卖”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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