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城市化(我国称为城镇化)研究热潮持续不衰，相关论著林林总总，俨然成为显学。尽管如此，仍有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甚或有所忽略。例如，对于城市化的总体走势，我国学术界大多征引“诺瑟姆曲线”(Northam Curve)加以描述，即：城市化在起步阶段速度缓慢；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20％—30％以后，速度越来越快；到70％左右，增长略缓，城市人口和规模趋于稳定，整个过程呈拉伸状的“S”型。这个总结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的一般情况，但这只是从“量”的变化角度得出的笼统认识，对于城市化越过50％大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后有何新的、尤其是“质”的变化语焉不详，传统的城市化理论没有对此作出解释，有些学者索性用郊区化甚或“逆城市化”笼统概括此后的发展。 实际上，城市化越过50％大关后，即进入转型时期，这恰恰是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个节点上，城市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重心转向郊区。此后，城市和郊区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城市化从人口转移型进入城乡统筹发展、结构性转型的高级阶段。在此过程中，大都市区取代城市，成为新型城市化的空间载体，这是世界范围内的规律性走向，20世纪中期出现在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以及亚洲部分经济较发达国家，八九十年代后在发展中国家相继发生。 根据这个走势判断，我国的城市化即将跨进转型的门槛。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为7.3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3.73％。①是否转型、如何转型，显然有很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在城市化转型方面先行一步的发达国家，有望提供经验和教训，对其进行系统解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型城市化的兴起 传统城市化大致相当于城市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由小到大，逐级递进；城市的空间布局以单核或单中心为主；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迟缓，郊区完全处于依附地位，且往往是城市兼并、扩充辖区的预留空间。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发展阶段，因此可称之为“传统城市化”，它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在这个传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的助推力量来自农业变革和工业化。制造业、服务业与居住等功能在城市中心及其附近高度集中，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由此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效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促进，带动美国和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驶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城市化既催生了空前的财富与繁华，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城市发展空间和容纳能力是有限的，随着城市人口及资源的大规模集聚，城市空间出现饱和，负面问题接踵而至，大致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土地问题。随着城市土地使用密度增加，土地价格上涨，给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用地困难。土地紧张反过来又影响到城市的环境、交通、住宅等问题，城市服务费用提高，质量下降。这些外在成本增加了生产费用，带来聚集负面成本，进而影响到企业利润，抵消了聚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最终导致“聚集不经济”。第二，住房问题。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后，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人满为患，住房紧张成为普遍问题。房价高企，超过一般居民的承受能力，而住房面积却很小，生活质量下降。第三，交通问题。城市功能分区以及地域的扩张，必然使交通线相应延长，道路负担加重，交通总量增加，生产成本和城市居民通勤费用无形上涨，时间成本增加。第四，环境问题。汽车尾气、取暖设施、工矿企业废气排放，带来光化学烟雾污染，进而形成温室效应等严重后果。第五，社会问题。城市中各类群体混杂，社会冲突和矛盾频发，社会治安等问题层出不穷。城市服务和社会福利开支势必增加，既直接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提高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和居民的居住成本，又增加了企业的间接成本。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额外成本，至于贫民窟问题和暴力犯罪等导致的企业和居民损失，更是雪上加霜。第六，观念的变化。19世纪后期开始，面对贫困、酗酒、传染病流行、黑社会猖獗等问题，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被失望和厌恶所替代，有些人甚至认为城市化本身就是社会问题的同义语，是生活困难或犯罪的导因。人们产生退回到私人空间的心理，“反城市化运动”悄然出现。这些问题累积在一起，使城市的规模成本逐渐大于规模效益，聚集经济的优势不复存在，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上述问题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英国、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以及西欧多国都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英国，1851年时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0个，到1901年，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物浦的人口达到50万。机器轰鸣、烟囱林立成为城市特有的景观，人口密集、环境恶化、管理混乱等问题也先后出现。人口达400多万的超级大城市伦敦是各类问题的大秀场，在其上空，笼罩着煤烟和浑浊空气凝聚生成的“伦敦雾”，居民患上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大量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抽水厕所的粪便都不经处理地排入下水道，最终流入泰晤士河，原本碧波荡漾的河水变成了臭水沟。②在美国，城市病与英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城市几乎成为城市问题的同义语：纽约人居密度之高超越伦敦，达到世界首位，以致一房难求；“钢城”匹兹堡成为污染重灾区，是美国版的伯明翰；芝加哥最先形成黑人聚居区，藏污纳垢，黑社会横行，种族冲突不断。城市环境的恶化使人们忍无可忍，黑幕揭发者大加挞伐，终于形成全国规模、各阶层参加的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城市病与大城市如影随形，到1930年，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多达27个，其他规模的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③城市病蔓延到许多国家，欧洲其他大城市如巴黎、柏林、汉堡、爱丁堡等也都进入城市病高发期。在亚洲，日本城市化在二战后达到高峰期，自然也深受城市问题困扰。诸如：地价攀升，公共设施建设举步维艰；物价上升、房价高企，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人们开始离开中心地区，转向郊外居住，大城市中心区变成一个白天上班、晚上无人居住的空城。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城市都出现新开发住宅区越来越远的情况。“贵”、“远”、“窄”成为日本大城市住房条件的典型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