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财政背景下的金门土地改革(1952-1957)

作 者:

作者简介:
程朝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军事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49年10月爆发的金门战役,使金门成为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的前沿以及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屏障。为加强金门防卫,国民党方面在金门推行军政一体的特殊政治体制,并在建设军事设施的同时,推行一系列所谓的民生建设,其中就包括首任“金门防卫总司令部”司令官兼“福建省政府”主席胡琏在金门推行的土地改革。金门土改是在不存在土地租佃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其重要动机是在财政紧张、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厘清地籍,为加强土地管理、重新收取田赋创造条件,这使得金门土改在扶植自耕农与保护佃农利益方面成效甚微,但对于明晰土地产权关系,促进土地有效利用,加强土地管理,恢复土地财政,具有一定意义。金门土改作为一个仿效台湾土改、却又不同于台湾土改的范例,说明国民党人推行土改的出发点,有非常现实的利益驱动,即将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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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E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7)02-0104-12

      1949年10月,在距离厦门15海里外的小岛金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部队与国民党军之间发生激烈交战,最终解放军登陆解放金门的作战计划失败。金门战役(台湾方面称“古宁头战役”)使金门的命运发生重大改变,金门从此成为两岸军事对垒的前沿阵地以及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屏障。突出的战略地位,使得国民党政权极为重视金门防务,并在局势稍稍稳定后,即着手金门的各项建设,在军政一元体系下,试图将金门打造成“三民主义模范县”和“安和乐利的社会”,并在军事上成为“坚强的总体作战体”。①在各项建设工作中,出身陈诚系、时任“金门防卫总司令部”司令官的胡琏曾仿照台湾,在金门推行土地改革。金门土改在1952年小金门启动地籍测量工作时已经开始,但受战事及各种因素影响,中间颇多波折,至1957年全部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在土改之前,包括台湾当局在内,均认为金门不存在土地租佃问题②,这一点和台湾本岛不同,台湾至少在宣传层面,将土改置于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即台湾存在较为严重的地权分配不均及租佃矛盾③。这种情形下金门为什么要推行土改?不同于台湾的地权状况,位处两岸军事对峙前沿的特殊形势,金门的土改又将如何进行?有关金门土改,有学者将其作为台湾土改经验的一部分进行探讨,对其过程有翔实介绍,对于金门土改的动机,一方面采用官方的说法,即认为政治意义重于经济意义,预防重于治疗,另一方面强调农复会及其背后的美援的作用,对于金门特殊的战地环境与土改之间的关系,则关注不足。④本文主要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农委会”(前身是农复会)档案及其他相关资料,尝试探讨在特殊的战地环境下,金门军政当局何以要进行土改以及如何进行土改的问题。

      一、金门土改的特殊战地环境

      金门包括“大金门”“小金门”(又称烈屿)及其他岛屿,1949年以后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区域为大、小金门,其中大金门面积131.7平方公里,小金门面积14.3平方公里。⑤金门之战后,为加强防务,1949年11月,“金门防卫总司令部”(简称“金防部”)成立,胡琏部在金门实行军事管制,原设的金门县政府被裁撤,民政工作陷于停顿,一切让位于军事建设。在“金防部”指挥下,国民党金门驻军忙于工事构筑、营房建设、道路机场修建、植树造林等战备建设。由于此时金门驻军的上级主管单位“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正忙于国民党“中央”迁台及沿海各地溃军撤退等事宜,无力援助金门,除在驻军刚换防到金门时,曾发给工事构筑费50万元新台币外,未再给予其他经济支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恢复对国民党政权的援助,但“军援”仅限台澎,金门不在其范围内。至1954年胡琏奉命率部换防台湾之前,金门从上级军政机关得到的只有常规军费。由于当时台币不允许在台湾以外地区使用,金门无合法发行之货币,胡琏于是与上级军政机关及台湾银行商议,以军费为基金在金门发行流通券,并成立物资供应处,负责在台湾以军费换购物资,再运至金门销售。物资供应处掌握了金门驻军及民间所需物资的“统购统销”权,由购销差价所获得的盈余即成为金门军政当局早期重要财源。金门的各项建设经费及金门机场每月雇用民航队所需的10万元新台币,甚至一些作战费用,都从物资供应处的盈余项下支出。从1950年年底开始,金门军政当局为稳定军心,还在台湾为驻军眷属修建住宅,所需经费也要自行承担。物资供应处的盈余在1950年年底约增加到每月20万元新台币,其盈利已为可观,但对于当时动辄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各项建设来说,金门军政当局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⑥

      由于无外力支持,金门建设所需材料都只能取之于民,金门当地人家的大门门板,田埂上的石块,都被部队直接拿走,用于构筑工事。部队的种种扰民行为,加上严苛的军事管制,使金门人民对驻军极为不满,军民关系颇为紧张,甚至有金门民众当面向胡琏呛声。⑦这种状况引起了金门军政当局的警惕,待金门局势大致稳定后,其施政重心才开始向民政有所倾斜。1952年冬,“福建省政府”在金门成立,“金防部”司令胡琏兼任“省主席”。次年初,金门解除军事管制,“金门县政府”组织重新恢复,国民党“福建省”特派员办公处书记长张超兼任县长。⑧民政的恢复,只是在“军事为体,政治为用”的一元体制下,借助民政工作相对柔性地将金门民众统合进防务体系,至1956年正式形成战地政务体制。施政重心向民政倾斜,为改善军民关系多办服务民众的工作,这些势必要增加财政支出。胡琏接任“省主席”时,“福建省政府”一无所有,后援“浙江省政府”例,由“行政院”每月拨给经费新台币3万元,仅够为金门中学修建一间教室。⑨

      除财政困难外,金门军政当局还必须面对严重的食物短缺与极端的经济困窘。金门原有基础即相对较弱,而战争加剧了环境恶化。金门总人口80%以上是农业人口,没有工矿业,农业是当地经济重心。但耕地面积有限,且因终年多风沙,土地贫瘠,加上缺乏水利设施及肥料施用,农业生产落后,全岛粮食生产仅够居民8个月之需。⑩为谋生计,岛上少壮男丁大多去往南洋等地。抗战前岛内居民生活约80%依赖侨汇,其食物与日用品均自厦门购进。1949年厦门解放,金厦之间交通阻断,金门的食粮与日用物资不得不转而自台湾远道输入。(11)此时岛内驻军多达6万余人,几乎无村无邻不驻扎军队,驻军数量远超过本地居民(约4万余人)。(12)如此多的人口,导致粮食供应极为紧张,每年不得不自台湾补给米面等粮食4000吨左右(13),军民所需的肉食及蔬菜更几乎全部仰赖台湾供应,每月须从台湾输入约500头猪及成吨的蔬菜(14)。食物消费过分依赖200海里外的台湾,对金门来说显然是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蔬菜一项,经常会出现运不过来的情况,军队伙食只能以地瓜叶代菜。(15)金门当地居民长期以来赖以生活的侨汇,因国际局势的变化与各国实施外汇管制,不仅数量锐减,而且极不可靠。无钱亦无物,金门普通民众的生活接近山穷水尽,较驻军更为艰难,一些生活无依的老人甚至绝望自杀(16),军政当局有时不得不抽出军用物资对金门民众予以救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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