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361(2015)01-0045-07 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公元1329-1412年)在《南村辍耕录》所记载的高明(字则诚，浙江瑞安人，[元]至正五年即公元1345年进士)创作的《乌宝传》，是一篇用拟人手法撰写的传记文学作品。乌宝者，元代流通的主币──楮币(又谓元钞、宝钞等)也。作者假托为“乌宝”立传而“以文为戏”，猛烈抨击元代的钞法。该文对元代以货币滥行为标志的堕落世风的严厉针砭，或称类似[西晋]鲁褒的《钱神论》，颇为流行[1]。谢应芳(公元1296-1392年)《邀高则诚郊居小集》说：“逢人为说乌宝传，此客合贮黄金台。”[2]“逢人为说”，足见《乌宝传》流传之广泛之深远了。《乌宝传》为何如此广泛而深远地流传于世间呢?因为它对元钞丑恶本质的揭露非常深刻，极大地引起了憎恶元钞的广大民众的强烈共鸣。最犀利的一笔莫过于骂乌宝“外若方正，内实垢污”一句。“内实”，指其内在的本质；“垢污”，指藏纳于内质的肮脏丑恶的东西。乌宝的“内实”藏纳了哪些“垢污”?笔者将其概括为“五性”并做具体剖析。 一、生平经世的投机性 生物体是有生命的，其出生却不由自己，而决定于其前辈。但无生命的非生物体的出现，虽然也有其规律性，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是由人们根据其需要而制造的。“然则宝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时有以使之”。《乌宝传》所描写的乌宝是人们根据社会商品交换的需要而择“时”推出的一种可以交换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商品。 “时”间是物质运动的轨迹，是事物新兴与灭亡、昌盛与衰败的历史的具体记录。任何事物的新兴和昌盛都有一定的“时”机性。“时”机不可失，失去不再来。“时机”是具有顺序性、持续性的“时”中的一个“机”会，是“时”中的一个“分子”或“细胞”。某个事物要在无限延长的“时”间概念中获得一个生成、发展的良“机”，几率很小，很难准确把握，必须精心选择。大凡选择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或对或错，常是对的少错的多，要冒风险。选“择”时机正确与否，结果完全相反，顺“时机”者昌，逆“时机”者亡。择“时”者，人们为了生成和发展某个事物以达到某种目的而断然选“择”的最好“时”节(机)。对“时机”的这种抉“择”本身就带有很大的投机性。乌宝很会投“机”，也很幸运，准确抓住了“顺”之而生的最好“时机”，非常“昌”盛起来了。 作者在约546字的短文《乌宝传》中不惜浓墨反复描述了乌宝的历史渊源：乌宝的祖源有三条支流。一是乌氏，曰“乌氏见于《春秋》、《世本》”，“皆为显仕”。二是钱氏，曰“宝之先有钱氏者”，“迨宝出，而钱氏遂废”。三是楮氏，曰“其先出于会稽楮氏”。 由此可见，乌宝出现前后的历史状况及其变化是非常复杂的。 乌氏家族约有两千年的历史，曾经“显”赫数世，举为名“仕”。但世间没有永不凋谢的花朵。乌氏“显”赫数世之后败落了，消退了。“至唐，承恩重，胤(按，后代)始盛”。这就是“飞钱”乘机问世的历史背景。“飞钱”是用纸写的汇兑凭证。唐代中期(唐宪宗年间)，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持此凭证者可在异地提款购货。 李攸《宋朝事实(卷15·财用)》记载，宋代出现了“川界用铁钱”太重而使人“难以携持”[3]的弊病。“飞钱”借其机摇身一变而为“交子”和“会子”，并广泛行之于世。史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4] 到了元代，元朝统治者为了满足扩张领域战争之需要，要求军伍携带的货币轻巧易藏，于是元钞楮币应运而生了。元钞又借朝廷禁止铜钱流通(即使“钱氏遂废”)的敕令而一跃到了主币的崇高位置，并充斥市场，左右着市场的交换活动。 乌宝随着历史和现实市场的变化之“机”而应变之。曰“至宝，厌祖、父业，变姓名，从墨氏游，尽得其通神之术”，“宝裔本楮氏，而自谓乌氏”。 这里讲述了乌宝从祖“先”及其后“裔”在历史变化中蜕变的几个具有个性特征的变化情节：宝本于三氏，即乌氏、钱氏、楮氏，后“从墨氏游”而改姓，“自谓乌氏”。人们“知与不知，咸谓之乌宝云”。 这些个性情节的变化充分表现了乌宝背叛祖先，“素趋势利”、投靠市侩等恶劣的投“机”行为。 乌宝为了获利，什么“下贱”之事都可以干得出来。封建社会以“孝“治天下，而乌宝公然“厌(弃)祖、父业”并改“变姓名”等，其行为是当时人们深恶痛绝的大不孝。至于趋炎附势，背叛“世尚儒”的信仰和老传统而跟“从”有所谓“通神之术”的“墨氏游”等行径，更是“尤甚”的“害道伤化”的罪恶，更不为人所齿。 作者经过匠心独运的编织，不仅无情地揭露了乌宝数典忘祖、忘恩负义而“遂废”钱氏的可耻行为，而且巧妙地将具有悠久家族历史的乌氏和经世不久的楮氏合二为一了，并使其心甘情愿地“自谓乌氏”之“宝”，简谓“乌宝”。作者的这种艺术穿凿使乌宝的生平经世充满了投机性，或者说，作者以其犀利之刀笔的刻画使乌宝投机的嘴脸无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