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20)02-0003-11 福柯指出，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是现代社会运作统治方式的主要形态，这种理性的反身性(reflexive)不再仰赖强制性的司法制度，而是塑造社会成员的理性思维。这种统治技术根源于自由市场，因为市场自由使消费者实践自我意志，并且确保自身权益，此种情境便提升社会成员的自动化理性行为，如此，他们变成自我规范者，故而政府无须管太多，只需大力倡导市场自由，便能确保社会有效运作。[1]由于此种自发性行为根源于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因而统治艺术的窍门是建构社会成员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其中道理在于心灵(soul)是接收外在讯息的源头，内化的讯息构成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2]1-9所以现代社会的统治技术是以统治心灵的途径进行运作，以此引导社会成员如何思考与如何行动。[3]这是告诉他们自我的自我(self of self)的统治艺术，通过传递适切的自我知识，以产生自行约束的作用，这种行径的规则(rule of conduct)足以产生有秩序的社会活动，进而确保社会安全。[4]117-132基于上述政治功能，统治方式从扩张政府权威转向提倡自由与选择，这是藉由管理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机能产生上述治理性的机能，因为自由市场提供民主实践的功能，同时，竞争得以激活个人的企图心。[4]205-227这种政治功能使新自由主义跃升为国际思维，由于这种思维着重竞争与效能，市场逻辑便重新定义国家角色，新的任务不再是社会正义，而是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话语将教育功能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任务之中，因为学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机构，人力水平便影响到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如此，国际竞争力话语便能驱动许多政府进行教育改革。[5] 尽管上述关联性阐述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性(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如何运用国际竞争力话语，以制造教育改革议题，但仍遗留一些重大的相关问题，诸如国际竞争力话语如何产生？以及与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的关联性为何？此种运动为何产生教育产业化的现象？其商业意图又如何获得正当性？本文从既有研究发现中归纳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关联于效能的，当市场逻辑成为效能的保证时，商业手法便被认定是解决教育问题的“万灵丹”，如此资本势力便找到介入教育服务的渠道，但这容易引发公私不分的社会争议。新自由主义治理性成为解除这种政治危机的有效途径，即国际竞争力话语凸显教育问题，基于效能原则，便须以市场逻辑进行教育改革，此时商业团体的创新智慧被视为解决教育问题的良方，并能贡献于社会发展。这种治理性不仅运用系列性策略，诸如凸显问题、制造社会新需求、贩卖解决方案等，也创造效能、集体智慧、社会贡献等话语，在社会成员的心灵中灌输特定思维，特别是商业创新行动才能确保社会前景，国际竞争力与效能等概念成为他们的自我知识，这种自我意识使他们认可甚至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运动。延续上述主体性与自发性理性行为的关联性，本文将上述新自由主义治理性概念化为社会治疗学，因为社会治疗学不在于处理问题，而是以效能观向社会成员诉说真理，以达到塑造他们主体性的目的，这种社会治疗学对准心灵，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指挥，更是高明的统治艺术。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机能可提升效能与确保服务质量，故而政府不应干预自由市场，凯恩斯主义学者则强调大政府(great government)论点，基于社会正义与社会凝聚力的原则，政府应善尽职责，运用高赋税手段保护劳工等弱势团体。[5-6] 新自由主义却能将上述两种对立思维重新融合，其做法是将政府权威从公共服务转向自由市场。哈耶克(F.A.Hayek)批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只见到自由市场的竞争机能，要求政府退出自由市场，但是阻碍自由竞争机能的因素并非仅是专卖或垄断，更牵涉到政策、立法与制度，因而善用政府权威才能扫除阻碍自由市场的障碍，如此一来，强大的政府才能创建与维持自由竞争机能。[7]此时，政府权威不再提供公共服务，而是转向创建与维持自由市场的竞争机能，其具体步骤是以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手段，将国有企业民营化，至少废除其专卖制度，将国有企业推向竞争市场。再来是推动公共管理主义(public managerialism)或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将私人企业的管理模式运用到公共部门，因为解除管制后仅缩小公共部门规模，剩余的政府单位仍须提升效能，由于私人企业已证明自身效能，所以其经营法则成为诊治公共部门效率不彰的“万灵丹”，这种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不同于以往机械化管理的泰勒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信赖与动机原则。具体而言，是以权力下放(或称为放权，devolution)的手段授权各政府单位，让它们拥有自我决定权，授权不仅赋予对象自主权，也要求这些单位自我负责，因此它们须以具体成果证明自身能力，评估制度成为监控这种授权成效的重要手段。接着以评估结果作为资源分布与奖励的依据，这种绩效考核与社会报酬的结合构成表现力(performativity)，卓越不但证明自身的优秀能力，并可赢得尊严、卓越、骄傲等社会掌声，相反则成为社会负担，进而产生羞愧感。[8-10]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凯恩斯主义的现实困境有关，起初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福利路线深受选民欢迎，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逐渐积累可观债务，此时许多这类国家存在经济迟滞的困境，这使社会大众将此种困境归因于大政府路线，1971年与1973年的石油危机不仅严重打击了西方经济体，并且加重了上述质疑。此种背景提供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空间，1974年与1976年哈耶克及弗里德曼(M.Friedman)两位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领军人物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仅使新自由主义取得学术的正统性，并且凸显出当时的全球思维已开始远离大政府路线，向新自由主义倾斜。在此过程中，智利的新政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催化作用。1973年智利政权更迭，美国扶植的奥古斯图·乌加尔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推翻左派政府，重用芝加哥学者，引进自由市场竞争机能，诸如国有企业民营化，并获得丰硕成果，此种情境证明新自由主义具有施政的可行性。[11-12]尽管如此，1981年之前美国也仅是关注国际贸易的议题，例如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其目的在于消除国家保护主义，此会议不仅促成之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银行(WB)的成立，并同意以美元作为换算黄金价格的基础，以促进国际贸易活动。[13]1957年到1958年，肯尼迪政府运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要求欧盟降低关税，这使美国企业在60年代大举投资欧洲，并产生跨国企业。[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