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自由主义的困境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华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

近年来,美国知识界日渐弥漫着一种盛世危言:美国自由主义处于危机之中。美国自由主义的危机根源于两大病症,一是民粹主义的外部病症,二是身份政治的内部病症。马克·里拉认为,身份政治的问题是没有公民政治。因此,他号召从身份政治转向公民政治,从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公民自由主义。但是,里拉的公民政治方案的问题是没有身份政治。身份自由主义是没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而公民自由主义是没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两者都割裂了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公共自由主义。公共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既是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也是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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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21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刚刚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华盛顿的街头上演了一场被称作“华盛顿妇女游行”(The Women’s March on Washington)的女权主义运动,并创下了美国单日游行人数最多的历史纪录。游行的目的是抗议特朗普出言不逊,冒犯女性。这场女权主义运动的宗旨是,女权是人权(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它原本足以团结全体女性,可是却出现了一丝裂痕。反堕胎的女性群体被运动组织方从合作名单中删除了,其中一支是新浪潮女权主义者(New Wave Feminists)。新浪潮女权主义者是一群支持胎儿生命权(pro-life)的女权主义者。然而,支持女性选择权(pro-choice)的女权主义者并不欢迎她们。在后者看来,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应该是支持堕胎的,反对堕胎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因此,新浪潮女权主义者的双重身份无异于自相矛盾。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合作名单事件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舆论风波。迫于压力,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运动组织方只好跟她们划清界限了。

       对此,新浪潮女权主义者的发起人赫恩登·德拉罗莎(Herndon-De La Rosa)在一次访谈中言道:“如果我们果真能够意识到我们有多少共同之处,并且在共同问题上共同努力,而不是让这10%不同之处不断分裂和分化我们,那么,我想我们可能真的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未来。”①然而可悲的是,美国的身份政治却撕裂了本来可以并肩作战的公民同胞。他们拼命盯着这10%的不同之处,却遗忘了另外90%的共同之处。他们只知道他们具有不同的个人身份,却不知道他们具有共同的公民身份。而这就是身份自由主义(identity liberalism)的大麻烦。身份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非我同类,其心必异。身份自由主义把美国社会撕扯得四分五裂,面对此情此景,身份自由主义何去何从呢?

       马克·里拉的著作《美国自由主义的困境》(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是一份美国自由主义病症的诊断报告。在里拉看来,美国自由主义罹患的病症正是身份自由主义。在这份报告中,里拉痛心疾首地告诫美国自由派,美国自由主义的出路是终结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公民自由主义(civic liberalism)。但是,里拉的公民自由主义药方带来了新的病症。他踌躇满志地把美国自由派从身份自由主义的陷阱中拯救出来,结果却带领他们误入公民自由主义的陷阱。身份自由主义的问题是没有公民政治,而公民自由主义的问题是没有身份政治,因此,针对美国自由主义病症,本文将提出一种新的治疗方案,那就是公共自由主义(public liberalism)。公共自由主义具有两大核心内容:第一,有公民政治的身份政治;第二,有身份政治的公民政治。

       身份自由主义的病症

       里拉给美国自由主义下了病危通知书:“21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②里拉的诊断貌似危言耸听,甚至有点夸大其词。美国是西方世界的自由灯塔,而且经济总量百年来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这座自由灯塔的熊熊火焰燃烧到21世纪的今天难道会就此熄灭吗?这样的判断确实令有些人觉得匪夷所思。

       其实,里拉并不是唯一呐喊“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的学者。自2016年英国脱离欧盟、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西方世界就弥漫着一股自由主义奄奄一息的悲观气息。自此,“自由主义死亡”“自由主义危机”等字眼就频繁见诸报端,而知识界也反复使用这些字眼来描述欧美的政治局势。西方学界普遍把这股反自由主义潮流视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俨然已经是当今西方自由主义最强劲的对手。最近数年来,不仅仅是英美这样的老牌自由主义国家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菌,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希腊等欧洲国家也都深深地被民粹主义所困扰。

       西方学界的主流视角是外部视角,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危机之中,是因为自由主义遭遇了难以对付的外部敌人——民粹主义。而里拉的视角是内部视角,自由主义之所以处于危机之中,是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感染了难以治愈的内在病症——身份自由主义。③综合这两种视角,自由主义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有民粹主义虎视眈眈,内有身份自由主义病入膏肓。

       里拉的诊断并非毫无根据,实际上这个诊断背后有一部波澜壮阔的美国政治史。这部美国政治史就像一本病历,详细记载着美国自由主义发病的来龙去脉。

       在里拉看来,过去一百年的美国政治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时代:罗斯福时代(the Roosevelt Dispensation)和里根时代(the Reagan Dispensation)。这两个时代的分界线大致在1980年前后:前1980年代属于罗斯福时代,它始于罗斯福新政,而终于1970年代;后1980年代属于里根时代,它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特朗普时期。里拉认为,特朗普正在给里根时代送终,因此,此时此刻正是美国自由主义重新出发的新起点。

       在罗斯福时代,美国的形象是一幅向外展开的集体主义政治图景。这幅图景的起点是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社会的状况是,经济停顿,金融瘫痪,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农民减收。整个社会死气沉沉,绝望与痛苦的呻吟遍布大街小巷,悲惨与凄凉的哀嚎充斥市井角落。美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是一群被遗忘且被遗弃的沉默的大多数,正在翘首期盼政府伸来及时的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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