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不仅是孔德、斯宾塞以来英国最受瞩目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其第三条道路思想的剖析已蔚为大观，对其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更是新论迭出，对其社会学思想的分析也不乏论及。总体来看，探索其整个思想地形图的尝试却相当有限。尽管局部的研究也能获得某些真知灼见，但总难概览其思想之全貌。吉登斯的思想发展是连贯的，在长达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围绕相同的研究课题，苦心孤诣、上下求索。“我的知识生涯的连续性一直是使我生活的其余部分凝聚起来的因素。……我从一开始就始终不渝地追求同一个研究课题。”[1] (P25)本文放眼吉登斯整个学术生涯，找寻并论证其始终不渝的研究课题，分析他在研究这一课题时所围绕的核心及其对未来的展望，以勾勒其完整的思想地形图。 一、现代性的研究课题 要找到吉登斯始终不渝的研究课题，首先必须对其思想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楚的把握。在接受皮尔森访谈的过程中，吉登斯以极其简练的方式概括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我想要重新考察经典社会思想以往的发展，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框架，分析现代社会的突出特性。”[1] (P25)从中可见，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一是对经典社会思想及其发展的反思；二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即结构化理论的提出；三是对现代社会状况的分析。在搞清其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着手寻找并论证贯穿这些阶段的同一研究课题。 吉登斯在评价第一阶段的最重要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时指出：“从早年学术生涯开始，我就把这一著作的写作看做是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整体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过对‘古典’的研究为我的另一相关研究提供跳板。”[2] (P198)从投身学术生涯伊始，他就设计了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宏伟研究蓝图，对经典社会思想的反思只是这一蓝图的一部分，是在为另一相关研究准备条件。那时，他所说的另一相关研究主要指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那么，当“结构化理论”已经建立，并为他赢得巨大声誉后，他又是如何评价和定位它的呢？“我仅仅把结构化理论作为我完整著作体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个研究人类社会行动的本体性框架。”[3] (P201)“结构化理论并非对世界的普遍性概括，它只是一系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科学基本逻辑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概念。”[4] (P230-231)也就是说，结构化理论仅仅是吉登斯学术研究的概念性框架，其目的是要用它来分析人类行动和现代社会，其学术研究的主题并没有显现。 1979年，随着《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问世，吉登斯苦心孤诣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已经建立，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学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重建。他在谈到社会学的起源时指出：“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5] (P16)在谈到社会学的任务时指出：“现代性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3] (P207)在谈到社会学的特征时指出：“社会学的明显特征在于它长期注意那些紧跟着‘两次大革命’(即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出现的各种社会。”[6] (P8)在谈到社会学的重点时指出：“社会学这门科学的重点，在于研究过去两三个世纪以来由工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组织。”[6] (P9) 结构化理论的建立意味着第二阶段的结束和第三阶段的来临。透过吉登斯重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其学术研究课题也浮出了水面。从他对社会学的界定中可以看出，它们都聚集于同一个主题，那就是“现代性”。尽管有些地方他用其他方式进行了表述，但它们所表达的依然是“现代性”的涵义。由此可见，现代性正是其始终不渝的研究课题。为了这一课题，他系统清理了经典社会思想，并以此为基础，系统重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社会学理论体系，然后把它们与现代性对接在一起，以达到其“分析现代社会特征”之目的。 问题是，吉登斯为何对现代性会如此情有独钟呢？这与其现实敏感性密切相关。自投身于学术研究以来，现代性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机，一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作为他的第一本专著，所突出的就是古典现代性理论的3种模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7] (Pxi)。1986年，吉登斯就任剑桥大学社会学会长之职。在其本应充满兴奋和激情的就职演说中，他表达的却是对现代性的忡忡忧心：“坦白地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正处在美好图景与全球性灾难之间，我们甚至很难确信哪一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这是现代性所遗留给我们的，同时也的确超出了18世纪和19世纪那些乐观的社会学创始者们的设想。”[5] (P18)再过4年，当吉登斯过渡到对现代性问题的直接研究上去以后，他对现代性的忧虑也到了几乎呐喊的地步：“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8] (P133)20世纪晚期高度现代性的社会现实使吉登斯认识到，当今社会已远远超出了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经典思想家们的乐观想像，人类社会正蹒跚在发展与灾难之间，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它一定会朝乐观的一面发展。出于对高度现代性条件下人类处境的深深忧虑，出于对社会未来的执着关怀，吉登斯全身心投入到反思和重建现代性的阵营中去，把现代性作为其坚定不移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