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民族视角下的主权国家整合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林,南通大学海洋文化资源研究院海外少数民族研究室研究员,liimh@sina.com; 邓青南,呼和浩特职业学院马列教研部讲师,dengqingnan78@163.com。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原理,人类的实践活动由物质生产和自我繁衍的两个维度构成,并由此形成包括纵向和横向维度的人类社会基本格局:一方面是纵向的由物质生产延伸出来的劳动分工、社会分工和由此出现的阶层阶级格局,另一方面则是横向的由自我繁衍而出现的氏族部落到族群民族的人类空间格局。随着人类政治建构的进程,尤其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和建构进程,使这种纵向的社会分工与横向的人类空间格局在各自和彼此的互动中实现统一,并在进一步的互动中展开现代国家整合的理论和实践场景。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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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现代主权国家的整合,学界一般侧重于“民族”领域。但“民族”只是国家整合的一个方面,要尽可能全面观察主权国家的整合,总结近代以来主权国家的建构历程,研究当今主权国家整合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们有必要重温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从阶级、民族及其两者的互动中观察主权国家整合。这将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主权国家整合的历史、现状及可能的未来。

       一、阶级和民族两大维度与现代国家整合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①。随着两种生产的不断发展,“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②由此形成的阶级、民族两大维度便构成社会分化和整合的两大方面,影响直至决定着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整合。这在现代主权国家整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两种生产、两种分工与阶级、民族两大维度

       两种生产导致两种分工,并由此形成人类文明社会中阶级和民族两大维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第一种生产即“生活资料”生产导致的社会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作为决定阶级划分的首要因素,分工导致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进而决定着阶级和阶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③不仅如此,“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④。总之,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⑤

       第二种生产即人类自我繁衍而引起的分工,是指由人类自我繁衍和由此出现的活动空间的扩展,所导致的是人类社会区域性“分工”,最终形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空间横向的“群分”格局,由氏族部落向族群民族发展,形成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人们常说的三大分工中的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就属于这种横向的区域性分工范畴,而类似的横向分工还可进一步细化,可延伸到每一个区域,最终形成了当今世界多民族多文化的基本格局。

       (二)阶级和民族构成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维度

       多族群多民族是当今世界国家构成的常态。因此,作为当今社会最大的“单元”,主权国家的构成既离不开阶层阶级的博弈互动,也离不开族群民族之间的“团结”,还要有这两大维度的互动互促。事实上,这是当代主权国家建构的基本历史脉络,也是现实的实践架构。

       两大维度构成社会的纵向和横向的基本面,并使阶级和民族成为最“普遍性群体,依赖着相同的社会实践、身份认同和情感在广泛的社会空间的漫散”⑥:阶级所反映的是社会因发展和治理需要所形成的分层结构,一般反映为各阶级在财产所有、社会地位和所享有的政治权益等方面的差异;而民族反映的则是社会在空间的区域“分工”,往往体现为一定区域内的群体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互动而形成的各自文化特点和相互差异。

       (三)国家整合需要两大维度的良性互动

       阶级和民族两大维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国家整合离不开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首先,在阶级、民族和国家的起源方面,马克思曾以古希腊为例指出,一方面因生产和分工发展而出现的阶级关系对原有氏族格局的冲击,使“氏族或胞族的关系,再也不能规定雅典人的公民义务了”⑦;另一方面,氏族胞族等血缘关系的这种退居二线、使超越血缘纽带的“人民在一定的地域内融合为政治团体”,并最终使“德莫、地区部落和国家代替了氏族、胞族、部落等”。⑧在这里,“分工的发展导致阶级与氏族的发展产生民族是并行的。这也是社会生产本身所具有的两个特点的必然结果。在生产中,分工发展的要求逐渐产生了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化,导致了阶级的出现;而生产空间范围的扩大使人类的自然结合(氏族部落)逐渐变为政治结合,导致了民族的出现。这两个似乎矛盾的历史趋势由于国家的出现得到了统一”⑨。也就是说,阶级和民族既是孕育国家的“精子”和“卵子”,也是随国家的诞生而问世的“双胞胎”。

       至于此后历史过程中两个维度的互动,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便会有相应的阶级、民族和国家结构和特点。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指出:“在现代思想中阶级和民族通常被看作是对应的……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共和国,近代早期欧洲,当然还有19和20世纪的欧洲,因为阶级和民族具有同样的基础结构方面的前提条件,都呈现相同的特点……阶级和民族的相关性使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曲折变化总是紧紧地缠绕在一起。”⑩

       这些要求我们在民族和阶级维度及其互动中观察国家整合。既然“民族不是阶级的对立物,因为它们同时兴起,两者(不同程度上)都是现代化教会、商业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现代政府兴起的产物”(11),那么,仅有纵向的阶级整合而没有横向的民族整合,或者只有民族整合而没有阶级整合,任何整合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完整而可持续的整合必须以阶级与民族的互动互补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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