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910（2010）01－0027－07 奥克肖特对政治哲学家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政治哲学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对人的处境抱有一种阴郁的观感，他们考虑的是人在黑暗中的处境。”[1]也就是说，政治哲学所关怀的是人类生存的困境，但更为重要的是，同时要寻找如何使人类得救的方法。被奥克肖特誉为英文世界中最伟大著作的《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完成了这一努力。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的努力是通过与传统的古典政治哲学最大限度的决裂而实现的，因此他也被誉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① 虽然从《利维坦》的诞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在理解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现实时，《利维坦》堪称奠基性的著作。这不仅仅是因为霍布斯为他的读者展现文本中极为清晰的逻辑，更因为他提出了国家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可以说，霍布斯创新之处在于两点，一是为在背弃传统的同时其政治哲学寻找的新的政治基础；二是为近代国家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一、历史化的政治哲学 霍布斯早期致力于古典文献的学习，尤其对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感兴趣，且还受当时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而这与他后来和古典政治哲学背离形成了剧烈的反差。施特劳斯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指出其中的曲折，即霍布斯由政治哲学曾一度转向了历史，并赋予这样的说明，“霍布斯的人本主义时期，以他的离开哲学而转向历史为特征，而在这个转变得背后所隐匿的，就是他对传统哲学所怀有的这种深刻的不满。”[2]如果这时还仅仅是一种分歧，那么，霍布斯最终又借着对人文主义背叛的跳板，彻底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的决裂。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对施特劳斯历史的理解，从更为宽泛的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剑桥学派的解释与施特劳斯的阐释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有明显的反人文主义倾向。他将知识分为关于事实的知识和关于断言间推理的知识，二者对应着历史和哲学。历史的学习是通过语言来获得某种关于过去的想象和记忆。因为语言无非是由名词组合而成，而名词只是记忆的标志。历史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经验，同时令人具有审慎的美德。这种审慎可以帮助我们推测行为的后果，预测未来。其实，霍布斯此时对历史的理解无非是这样的：历史仅仅是利用许多抽象名词来引起我们对过去的某种记忆，它让我们拥有远远超越个人的更多的经验。 但是推理则有所不同。首先，推理是关于加减的知识，是一种理性的计算。而这种能力不是天生就具有的，尽管人类被称为理性的动物。其次，推理的过程就在于由一个确定的名词和定义出发从而推出另一个结论。这就如同家长算账，他不是对每张账单的加总，而是从头计算。再有一点，也是霍布斯对推理式哲学的根本认知。“现在我要补充这一优越性的下一阶段，也就是通过词语将自己所发现的结果变成被称为定理或准则的一般法则。”[3]30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或事物加以恰当而准确地联结，从而获得对一般行为准则的认知。霍布斯显然是倾向于后者，认为推理式哲学人类获得进步的关键，从而降低了历史的地位。 对于历史性经验的积累就是审慎，对于推理能力的掌控就是学识。首先，对生活的审慎本身就是一种假定，因为他根据已有经验对某种行为的可能造成结果进行推测，然而人类所能够记忆和想象的事务绝对不可能是无限的；其次，这种经验的依据可能并不是源自事务本身或自然理性的原理，所以对历史记载的相信仅仅是对历史家本身的信任，而不是针对历史事实。当然，推理式哲学也存在问题，其严重性可能更甚于没有学识的人。因为错误的推理会使人坠入虚假和荒谬的一般法则，从而误入歧途，不能自拔。但是，霍布斯对推理式哲学的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推理就是步伐，学识的增长就是道路，而人类的利益就是目标”。[3]34慎虑的人就像十分善用武器的人，能够运用得很娴熟，而有学识的人除此之外还懂得怎样在实际中进行进攻和防御。慎虑是有益的，但学识更有益。 但在霍布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看来，审慎的美德是得到推崇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理念。亚里斯多德的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我们适度之中，而这种审慎的美德恰恰是避免走向极端的保证。斯金纳认为，“与这种人文主义的理解形成对照的是，霍布斯异常鲁莽地废黜了谨慎的品质在公民科学中的享有的重要地位”。[4] 在这段论述中，霍布斯同样将矛头指向了修辞术。修辞术要基于历史。因为修辞术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使论点适应于我们的听众已经怀有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多是老生常谈的，多是历史留下来的，亦即通过寻找某些“历史论据”来使论点获得一种内在的说服力。从某种角度来讲，修辞术也是一种推理方式，但是它是错误的、危险的推理方式，是对语言的滥用。“……更糟的是有些人由于自己错误的推理，或由于信赖进行错误推理的人，而堕入了虚假和荒谬的法则。”[3]30霍布斯不仅对于修辞中的修理表示担忧，甚至对它的论据和或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的怀疑走向的另一个极端。“因为假定我全不相信历史学家所写的有关亚历山大和恺撒的光荣事迹，那么亚历山大和恺撒如果有灵的话，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感到受了冒犯……”[3]49霍布斯意识到了历史本身的局限性，或者说，意识到人文主义的某些缺陷。一方面，虽然他能够提供特定情境中的具体行为准则，但是这种经验只能是部分的而不是整全的；另一方面，历史本身是一种变动不居地存在，不论从历史的真实性，还是从极易被修辞家所滥用的角度，他根本不可能做为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所以，霍布斯还是求助于哲学，只有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他的目的在于获得真理，而不是获胜，也许正像施特劳斯所猜测的，当然这种转型并不是纯粹出于偶然，就像施特劳斯所言，当初霍布斯是怀着哲学上的意图转向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