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2010］01－0040－04 有关协商民主，是国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以学术期刊网所显示的数据为例，自1980年至今，以“协商民主”为名的文章有近700篇，其中2003年以前仅有90篇，不但文章的数量少，而且所谈“协商民主”基本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的民主协商制度，并不是从西方理论中所介绍过来的协商民主理论。2003年至2005年对协商民主的探讨也不多，仅有38篇，自06年开始，发表的文章渐多，至今已经发表500多篇。 一、问题的提出 据笔者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2003年，林尚立在《学术月刊》上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一文，是对西方语境下的协商民主理论的首次运用。在此文中，他引用了哈贝马斯有关协商政治的含义，同时把协商政治理解为在竞争政治一定程度上的替代品，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可以从政治协商发展到协商政治。[1]此文章的发表，对以后的协商民主具有指导性作用，它点出了协商民主的研究方向：一是对西方协商民主的探讨，二是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 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的探讨，学术界达成了以下共识：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民主”一词，倡导公民参与，反对精英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众多，其中著名者有吉登斯，罗尔斯，哈贝马斯等等[2]。何为协商民主？有的学者认为协商民主主要体现为一种决策方式，通过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方式形成公共政策，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使人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慎重考虑[3]。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协商民主的概念是多元的，体现为三方面的含义：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作为社团或政府形式的协商民主[4]。也有的学者把西方的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比较，认为两者不可混淆[5]。关于协商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关系，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定位也是比较准确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而不是代替[6]。 两方的协商民主能否适用于中国？学者们一致认为，尽管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实施的环境与中国的环境面临较大的差异，但协商民主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他们提出的理由很多，其中最重要的立论依据之一来自中国传统的文化。譬如有的学者提出于中国自古以来倡导和而不同，“和”的内在精神就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7] 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否能够为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提供政治资源？要回答此问题，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产生的文化传统；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实质是什么：三是要考察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有无改变，因为要回答的是协商民主理论在现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只有综合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才能够回答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中国是否有利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忽视了对这三方面的考虑，从而对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性得出了乐观的结论。 由于哈贝马斯把自己的民主理论称作协商政治（Deliherativer Politik）。[8]基于此，笔者选择哈贝马斯的协商政治理论为样本，试图对此问题做出回答。 二、协商政治的含义与个人主义传统 那么，何为协商政治？协商政治强调人们在遇到一些政治问题时，应该通过话语，也就是说是讨论、说服而不是武力相向的方式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的制度，哈贝马斯指出，“法律的合法性必须从形成意见和意志的话语实践中产生出来。”[9]即强调法律的来源，必须是在经过商谈之后形成的。哈贝马斯把协商政治看作是一种程序主义的民主，具体来说它是一种民主，但是遵循一定的程序，这种程序从法律上加以制度化。譬如，人们在讨论政治问题，以何种形式探讨问题，通过什么方式达成结论等等，都要严格地按照法律规定好的程序办事。简言之，协商政治即是以讨论、说服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手段，讨论、说服的过程中要程序化、制度化。 协商政治的程序化、制度化具体可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治公共领域交往系统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其中，议会中商谈的制度化，哈贝马斯并没有作过多的论述，因为议会本身已经形成了制度。重点在于后者，哈贝马斯所理解的这种商谈制度是指如下一种形式：“非正式的意见形式贯彻在制度化的选举抉择和行政决策当中，通过它们，交往权力转换成了行政权力。”[10]这里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11] 如何保证协商政治具有可操纵性，遵循什么样的程序？哈贝马斯在探讨此时，首先设定了一种政治环境，在他看来，协商政治的实现必须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即在一个崇尚法制的国家以及习惯自由的政治文化：“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不仅需要法治国家机制的保障，它也依赖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化模式的合拍，倚赖于自由的民众的政治文化。”[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