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构建:一个比较的框架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晓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谭晓琴,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原文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发展面临全新的格局。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非但无法解释西方自身的政治困境,而且面临着在价值输出地受挫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冲击。对中西政治发展研究的比较发现,西方学者高擎西式自由主义大旗,拒斥非西式政治发展模式;中国学者则多基于“以人为本”的实绩导向,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结构化的解释,从国家治理能力、实质民主和政党中心主义三个维度阐释政治发展。面向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界应构建呼应全球秩序重组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打通“历史溯本求源——现实问题导向——未来人类共同体”全环节,转向广阔的全球政治比较、长周期政治比较,提出超越历史片段和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供给“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和范式。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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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层面上出现了美式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化”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以及“西方中心世界”没落与“非西方世界”崛起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①。受制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负,西方政治学不仅对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解释进退失据,而且拒绝正视非西方经验的政治发展模式,特别是对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缺乏理解。

       政治发展的概念首创于西方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启现代意义的政治发展研究之后,西方学者一直垄断政治发展的话语权。他们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为模板,试图为发展中国家“指明”发展道路,然而其所提供的“答卷式”政治发展模式,不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屡遭现实政治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西方标尺度量下的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并不理想。1974-2013年,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在政体转型上呈现出显著的分化,民主巩固国家、转型中国家和民主受挫国家分别占其中的30.1%、38.4%和31.5%②。

       与之相反,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面对中国较快的经济发展以及独特的政治发展模式,西方学者在给中国扣上“极权主义”帽子的同时,也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能有这么好的经济表现”③,其政治发展理论已难以解释中、俄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当今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

       基于实践的发展,中西方政治发展研究领域形成了差异明显的范式和议题。在英文文献中,21世纪头十年的研究聚焦于政党政治、国家能力、公共政策、美国政治发展等议题,最近十年的研究更多关注总统能力、政治参与、政党选举等议题,致力于解释民主不满、民粹主义崛起和公民参与等问题。中国学者则在批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意识形态偏见的同时,探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逻辑。

       鉴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困境和偏见,以及各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多样性,面向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治学者应立足本土实践、打破政治发展解释的西方话语垄断,并进一步形成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在合理诠释中国政治发展基本规律的同时,为“分析世界局势、破解全球困境”提供超越历史片段和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④。

       二、中西方“政治发展”意涵的差异

       派伊最早从十个方面对“政治发展”做出了界定,即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是政治现代化,是民族国家的运转过程,是一个国家行政和法制的发展,是大众动员和大众参与的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迁,是动员能力和绝对权力水平上升的过程,是多元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方面⑤。关于政治现代化,亨廷顿将其最关键的方面总结为权威理性化、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大众广泛的政治参与⑥。此后,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界定大多集中于政治形态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⑦。

       尽管随着实践的发展,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认知有所调整,但自由主义支配的民主价值始终是西方政治发展概念的核心要素。西方政治发展的基本假设可概括为:单一“自由民主政体”目标的“线性转型观”和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等前置条件的“选举迷信”⑧。从现实来看,这种由西方人发明且引以为傲的政治发展观正遭遇多重挑战,自由民主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出现了民主断裂、民主解固(deconsolidation)的局面,但是,西方学者仍坚持认为多党选举制度具有显著优势⑨。

       与此同时,一部分西方学者力图将选举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等因素引入政治发展理论。这些学者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的研究路径,强调引入公民参与,将决策前的协商审议质量(而非选票的聚集)视为民主的关键变量⑩。但不能否认的是,参与式民主只是“拯救”代议制民主的一种方法,未在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议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对政治参与的强调也并未触及西式政治发展理论的内核。

       中国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理解,不仅有宏观层面的概括,而且还表现出一种鲜明“实绩导向”。从宏观上看,政治发展被视为“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按照某种政治价值共识向更加进步的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11)。随着对国家两面性(阶级性和社会性)认识的不断深化(12),学者们意识到,政治发展既包括国家与政府体系的发展,也包括非政府政治体系的发展,即社会资本的发展和公民的塑造(13)。

       近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政治发展的界定尤其突显出一种“有效化解主要经济社会问题”(14)的实绩导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观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学者在研究中进一步将这一总目标与“政治发展”相联系,治理改革和创新已成为学界较为认可的对“政治发展”的解释(15),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目标的确立本身也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总结”(16),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发展人民民主的过程(17)。

       在中国学者看来,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多重的,而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也正以全面发展的格局统合多方面的价值目标,并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战略目标的要求,力争“实现民主、秩序、效率等政治价值的统一”(18)。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新时代背景下,全过程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最新形态(19),是有效维护全体人民广泛真实权利、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的民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尤其强调民主政治中强势一方的意愿必须受到社会群体的权利制约(20),这与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民主有着本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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