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11-06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1960-)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在论及他们合著的《帝国》的理论旨趣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将帝国主权确立为自己的敌人，探寻合适的途径将其颠覆。”[1]212可见，他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秩序进行研究，不是站在控制的立场上为了统治秩序的巩固，而是站在反抗和斗争的立场上意在推翻现存的帝国统治。暂且不论其理论逻辑的严密性与政治方案的可行性如何，单就其革命意识和斗争精神而言，在当今革命低迷的情势下实属难能可贵。可见，对其革命理论进行研究，不仅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试从政治本体论的视角，对他们的革命理论予以简要探析。 一、本质腐败：推翻帝国之必要 在对帝国进行深入探讨时，哈特和奈格里充分肯定了帝国替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的进步意义：结束了现代权力的残酷统治，促进了解放潜能的增长。[1]44他们同时强调，这一进步性又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这是因为，它并没有消除剥削，只不过是对剥削进行了重新定义；它在摧毁旧有的、以等级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同时，又建立起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非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新型的权力关系和剥削关系比旧有关系更残暴、更野蛮：一方面，随着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今天的贫富分化更趋严重；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关系向全球的扩展，今天几乎全人类都被挟裹进帝国的剥削网络。他们据此断言，帝国仍是“自在的善”(good in itself)，而远非“自为的善”(good for itself)。鉴于此，他们提出了推翻帝国，消除善的自在性，实现作为“自为的善”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政治要求。[1]384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将帝国之“善”的自在性归于其所具有的腐败本质。他们断言：在帝国之生态政治空间中，“欲望显现为生产性空间，显现为历史构建中人类合作的事实。”[1]387然而，帝国为了维护其统治，着力于控制并阻止欲望之生产功能的充分发挥，从而“打破了欲望之链，中断了欲望在生产之生态政治范围内的伸展。它建构起民众(multitude)生活中的黑洞与本体论真空。”[1]389他们将帝国对欲望的消极作用名之为“腐败”(corruption)。在他们看来，“腐败与欲望相对，不是本体论的原动力，而纯粹是存在的生态政治实践之本体论基础的缺乏。”[1]389他们同时强调，正是由于帝国中充斥着“腐败”，以至于在其中发生了权力与价值的割裂，进而导致了存在的缺失；而生态政治世界中的知识与存在无一不体现于价值的生产中，致使这种帝国之存在缺乏的现象“显现为一种伤口、一种社会之死亡愿望、一种存在之于世界的剥离。”[1]390 在他们那里，与“腐败”相对的是“繁育”(generation)。“繁育”就是指一种“欲望性生产，或者劳动的超溢和一种被融入到既是其起因又是其结果的独特本质的集体运动之中的力量的积累。”[1]387-388“一种集体的机制或欲望的工具”[1]388。鉴于作为“欲望性生产”的繁育对帝国构建及其秩序稳固的重大作用，“为了使之得以发生，政治不得不让位于作为生态政治之基本力量的爱和欲望，也就是让位于生命政治生产的基本力量。”[1]388这一基本力量无疑就是怀有各种冲动欲望、从而从事着“繁育”的民众。 他们认为，作为欲望之载体，民众不可避免地遭受腐败的侵袭。通过对腐败的深入考察和探究，就会“发现所有形式的腐败基部都有一种破坏对民众之独特本质定义和实现的本体论的失效的活动。民众必须被统合或分割成不同的结合体：这就是民众不得不遭受的腐败。”[1]391他们强调，从民众的视角看，“腐败纯粹是监控的行使。它通过其强制的统合和(或)残酷的分割成为走向毁灭民众之独特性的监控。”[1]391-392同时，从这一角度看，繁育与腐败的对立尤为突出和明显：“生态政治的繁育直接将民众之身体改造成……一种受到智力性和合作性的力量滋养的业已混杂起来的身体；而腐败不但显现为以其权力对抗着受到滋养的身体的疾病、挫折和缺失，而且还表现为分裂独特身体之共同体以及生产性生命政治共同体、并且阻碍其行动及生命的精神病、麻醉剂、焦虑和无聊。”[1]392这样，帝国的腐败性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悖论：“在合作中的身体生产的越多，在共同体中的身体享受的就越多；但是，帝国为了不被其摧毁，就不得不阻碍和控制这一合作的自主性，就不得不以其腐败在活动中阻滞群体中的身体出现……‘超越于标准’(beyond measure)的情况。”[1]391而且，这一悖论不可化解，“世界越富有，以这一富有为基础的帝国就越加否定财富生产的条件。”[1]392可见，尽管帝国的生存有赖于繁育，但为了免于灭顶之灾，就不得不付诸与繁育相对的腐败。而腐败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将民众统合或分割成不同的结合体，以避免民众之身体力量出现独特的普遍化。事实上，正是帝国这种对繁育与民众活力既依赖又压制的两面性，为对其实现政治替代提供了可能。 不难看出，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帝国自在性的观点深受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欲望政治学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把资本作为他分析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德勒兹将欲望作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德勒兹在吸收了尼采把欲望作为一种主动和积极的力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把欲望定义为一种主动的生产性的欲望。[2]德勒兹认为，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不仅各种欲望流动而构成的“欲望流”被符码化(coding)，而且这些“欲望流”所呈现于其上的各种社会场域也被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资本主义的进步在于对各种“欲望流”和社会场域的去符码化(decoding)和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然而，资本主义在对过去的符码和疆域予以消解的同时，重又根据自己的标准对欲望施加了“再符码化”和“再疆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