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代:国家主权的“解构”与“重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明玉(1981- ),男,湖北黄冈人,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宪政经济学研究。广东 广州 510970

原文出处: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主权原则为国家行为与国际关系提供了基本规范。随着现代性思潮的扩张,其所塑造的全球生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权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绝对统治力。从国际政治实践来看,主权国家在国内与国际政治生活中仍起着关键性作用,全球化所弱化的主要是国家主权的身份属性,但若能积极探求国家主权的权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空间,将有利于突破既有国家主权理论的边界与变革传统国际法的价值观念。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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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20)01-0025-05

       一、绝对主权原则与现代性危机

       1.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

       16世纪,法国人布丹在《共和六论》中系统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主权理论。在他看来,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区别在于对至高无上的主权的拥有。因此,主权是国家的本质特性,其表现为绝对性、永久性、不可让渡性和不受侵犯性[1]。亨斯勒认为,布丹的主权理论所描述的是君主在其统治范围内“建立起某种不受约制的必需的统治权力”,同时,这种统治权力又区别于“无视法律与规范的专制性的权力”[2](P124-125),总之,布丹的主权理论是近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开端,而近代国家的诞生则宣告了欧洲中世纪的全面崩溃。在中世纪过渡到近代史的过程中,欧洲于1618-1648年间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史称欧洲“三十年战争”。这场发轫于宗教分歧的德意志内战,后来逐渐演变为争夺政治经济权利的全欧性国际战争,其对近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3]。“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交战各方于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奥斯纳布吕克条约》和《明斯特条约》,这两个条约后来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和约规定,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它不受任何国内法的约束;主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它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也不受外部力量的侵犯。国家的完整和独立主要体现为主权的完整和独立。基于这样一种性质的国家主权之上的国家体系习惯上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这一体系建构起近代意义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从而完成了欧洲国际关系从大一统到势力均衡的转变。由此,宗教因素不再主导各国的政治生活,国家主权原则进入近代意义上的绝对主权阶段。依照托马斯·比尔斯特克的观点,在关于主权的“威斯特伐利亚理想”中,一个国家的边界是清楚和毫不含糊的,国家对领土的控制也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国家拥有对一系列问题绝对的和最终的权威,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问题[4](P157-176)。长期以来,“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所确立的主权原则始终是国际社会组织与运作原则的基础,为国际关系与国家行为范式的规范与完善提供着赖以依循的基本框架[5]。其所构建的主权国家模式不仅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中心,也一直是公众关于政治想象的基本依托[6]。但是,这一体系所奠定的绝对主权原则在历史发展中不断遭受各类质疑、批评与否证,像“主权弱化论”“主权过时论”等否定性观点不绝如缕,但真正导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原则产生危机的则是全球化运动。

       2.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理论的强力冲击

       所谓“全球化”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以此种方式强化,即本地发生的事件对遥远的地方产生了深远影响;反之,远方发生的事件也将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全球化压缩了时空观念,它面向全球并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单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思想与行为进行重新调整。全球化运动源于科技的推动,其中通讯技术为其提供了直接动力,而政治则为其创造了赖以依存的框架条件,自由且快捷的信息流动使全球化理念最终得以形成。究其本质,全球化乃是现代性的一种世界性扩张。现代性是17世纪在西欧出现并随后传播到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和组织形态,在最简单的形式中,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涉及一是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二是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三是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

       与先前的任何社会秩序相比,现代性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全球意涵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征都更加意义深远:一方面,它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另一方面,它正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具个人色彩的领域。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人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7](P4)。具体而言,现代性在三个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首先,“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时间与空间在前现代社会是依凭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直到工业革命,世界通行的计时系统及全球标准时区的设定与精确世界地图的绘制,这些创造行为构成了“时空”分离的条件,促成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体系形式的出现。其次,前现代社会是以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而现代社会则更为专门化与精确化。它通过“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将社会组织转译成一个“抽象系统”,这一抽象系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使人们将自己的安全与幸福托付给种种并不在眼前、并不会随时受到人们直接监控的“专家集团”。再次,“时空”的转型伴随着社会系统的抽象化,驱使人类社会脱离固有的规则和实践的控制,因此出现了彻底的反思性。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是“时空”的重组,这在国际关系上表现为各个主权国家内部具体的社会生活将依赖于一种所谓的全球网络,这是因为“时空”概念高度抽象化、虚拟化,像跨越国界的行为仅在“虚拟空间”与“没有时间的时间”下即能完成,这使得传统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无形中被祛除。在这一情况下,主权国家既无可能将一切社会生活限于边界之内,也无能力解决国内社会生活中因风险所带来的所有困难,而是不得不在风险共存、国家与国家紧密依赖的条件下去实现全球共同治理。总之,近代以来所确立的有关国家的主权理论确实受到了全球化的强力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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