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决在欧洲发展迅猛。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每年大约会发生3次公投，现在每年的公投数量达到8次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像瑞士这种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直接民主的国家。全民公投数量的显著增加，一个重要的促发因素在于欧洲一体化问题。从2000年以来，单就欧洲一体化这一问题就发生了40次全民公投，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字是10次，而80年代则仅有3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常喝彩这种流行的投票方式，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具有安抚作用，是一种能帮助建立民众和政府有效沟通桥梁的国家建设手段。但是越来越多的批评人士却认为，这种投票方式说好听点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而说得严重点，这种投票方式是在公开吸引不负责任的江湖骗子，操纵鲁莽无知的选民最大程度地、可恶地滥用民族主义。《经济学人》杂志认为，直接民主对于决定无关紧要的事情来说可能没什么问题，比如欧洲电视网歌曲比赛，但直接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治理国家的方式，更不用说治理欧洲大陆了。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之前，全民公投或许是自由主义者对民粹主义恐慌的最常引用的证据，民粹主义这一术语近来指的是任何被排除在“政治中心”这一固定术语之外的公众或政治反对方。对《卫报》的马丁·凯特尔(Martin Ketlle)来说，全民公投现在是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的一种斗争方式。《卫报》称全民公投是煽动者的梦想，它允许民粹主义者们完全无所限制地煽动恐惧，扭曲现实并且诉诸情绪。 最近几次公投确实是“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反击的焦点。意大利2017年宪法投票和希腊2015年投票退出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次公投都让人们对银行救助和削减计划相结合的政策表达愤怒，并且引发了人们对未经检视的民众自由参与所带来的危险的悲观情绪。然而，也许让人不安的最大来源是英国两起相互关联的公投，一起是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另一起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虽然苏格兰公投未能实现苏格兰独立，但在公投运动的最后几周里，对苏格兰独立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可能导致英国解体，这引发了许多焦虑，甚至引发了来自美国政府高层恐慌性的干预。英国脱欧已经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欧洲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更为深入的质疑。就像苏格兰的情况那样，全民公投影响到英国的命运，而英国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最大程度上支持美国力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工党(英国历史上的社会民主党)则开创了欧洲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尽管谈判结果仍不明朗，但是鉴于英国是美国意志在欧洲贯彻的强有力且稳定的执行者，英国脱欧要么意味着英国的衰落，要么预示着欧盟的最终崩溃。另外，由于一方面苏格兰投票决定留在欧盟，另一方面苏格兰议会第二次正式提出独立公投，尽管这一计划已被无限期推迟，苏格兰公投仍是苏格兰政治的主要议题，也成为了英国宪法危机的一个维度。这些案例凸显出，公投如今已经成为策划一个重大制度变革的首选方式。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会选择跟随这一趋势，因此对这种“传染”的担心从英国蔓延开来。虽然两场运动都不是由左翼势力正式领导的，但两者共同成为新自由主义秩序潜在弱点的缩影。 遗憾的是，对公投进行社会主义的分析先例很少。葛兰西分析过为何公投不如共产党人喜欢的苏维埃的工人代表大会模式：共产党人原则上是反对公投的，因为公投将把最有优势、活跃的工人和懒惰、无知且无所事事的工人放在同一架飞机上，而代表大会是一种履行投票职能的会议形式。英国工党在其社会民主主义时期也强烈反对公投，并赞成议会作为解决一切纠纷的手段。因为保守党人曾大肆宣扬英国的公民投票是一种反动手段，它妄图分裂工人阶级在类似爱尔兰问题上的意见，工党的早期怀疑也许是有充分依据的。众所周知，相较于议会，希特勒和弗朗哥更青睐全民投票，而且这种狭隘地回到拿破仑时代的做法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是一种传统。尽管如此，对于社会主义历史走向更为解放的未来而言，这一直接民主的实验仍是具有中心地位的。即使最近，2008年之后几年里，反建制的抗议仍以要求“真正的民主”为中心。虽然对议会制度的批评者来说，反复出现的问题正如诺博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所言，公投是唯一的直接民主机制，它能具体且有效地适用于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公投是直接民主的一种现实存在的形式。我们认为公投制不是议会民主制乌托邦式的替代品，而是议会民主在政体当中主动作用强弱的标尺。在上述情况下，我们所要回答的是，是否有必要对这种反体制的左派(antisystemic left)运动进行干预。 今天，由于没有工人委员会或者政治先进的工人政党来和现存的资本主义议会进行对抗，所以这个问题加剧了。葛兰西的观点是通过潜在的活跃的力量在工厂实行直接民主——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在当代并没有实际的类似存在物。社会主义者对公投的思考必须有连接性，今天应该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对双重危机的表达上，即资本主义民主和反体制的左翼政治。在我们看来，公投代表了激进左翼分子在一些国家将面临的一些战略困境，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权威人物的合法性有限，但是我们的力量则是一支规模不大的分裂的反对派。这种现象是政治不信任的活跃的舞台，彼得·迈尔(Peter Mair)称之为“统治真空”(rule the void)，在这里，精英们不再担心有组织的工人力量或者被社会主义政府征收的前景。 我们主要关注聚焦宪法和主权问题的欧洲公投上。我们知道美国的公投情况大不相同，它主要集中在地方州一级的政策问题上，而且美国的公投被大企业高度控制。拉丁美洲的公投有一段独特的历史，它为左翼势力上了更令人兴奋的一课。然而，我们在这里提出的一些论点仍然适用资本主义下“实际存在”的直接民主的所有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