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087(2020)01-0006-08 在后工业社会的信息化与数字化赋能形式化与制度化教育的新时代，劳动教育主要表现为社会化、制度化的劳动教育，其首要价值，即正义，①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因此，探究新时代劳动教育之正义价值的历史、内涵、形式和目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新时代劳动正义的历史性转折 理论上讲，“劳动”是人类学的、认识论的和价值论的概念。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讲，劳动是紧密伴随着生物生命的新陈代谢过程。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基于劳动的经济因素是构建社会的最基本中心之一。从价值论的意义上讲，劳动创造财富，蕴含价值，包括作为首要价值的正义。现实地讲，劳动形式的变化及其正义价值随时代发展而产生深刻变化，亟待深入探究。 首先，新时代，抽象劳动影响并决定劳动的社会正义价值。在马克思(Karl Marx)所处的大工业生产初期，抽象劳动初现端倪，但是，进入后工业社会，尤其是数字化时代，抽象劳动及其价值形式成为新时代劳动及其价值观的主要形式和表现。工业社会的劳动教育价值论基于劳动的二重性，把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对立。但是，它忽视抽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内在一致性，忽视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劳动新形式、新内容越来越重要的创新作用和地位，及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正义②的批判与建构。继而，当劳动从物质性变成非物质性的，即智力的人工智能化、语言的交往和社会的服务时，劳动正义不再是一个与个体性劳动相联系的价值规律，而是包含思维、语言、社会组织和价值规范在内的抽象劳动的共有性问题，[1]即马克思强调的劳动的公共正义问题。 其次，新时代，智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是一种非消耗性劳动，是一种只有在关系中才能运作的劳动，更能体现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形式正义。马克思曾预言智力劳动在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2]继而，在新时代，智力劳动已经发展为非物质劳动，③它首先直接同人与人的相关性联系，是非物质性的，不能进行排他性的占有和消费的创造性活动。和物质劳动相比，非物质劳动更体现抽象劳动的本性，最能体现抽象劳动蕴含的共同体生活形式。亦即：非物质劳动排除占为己有的私有制，主张“资本的共产主义”，进而，不再限定于一个新的政治权利场域，需要讨论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利、国家权利之间的关系。当然，国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总是私人权利，但它更具有公共性和交往性，需要体现和维护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辩证统一。 第三，新时代，劳动之工具理性、经济理性的施虐不仅导致劳动的价值危机，而且，促使其以正义，尤其是生态正义、全球正义为标准评判劳动社会与制度。阿伦特(Hannah Arendt)、高兹(Andre Gorz)等人认为，虽然自然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境况，但人类利用自然科学不断解除地球对自身的束缚，从地球的限制中摆脱出来，使人类最终可能失去地球，而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劳动中人类疯狂追求物欲的满足，使人类疏离共同世界。在这种状态下，人类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同时，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生命的限制：我们成了机器的奴隶，受技术的操纵，进而，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意识不到自身无力承担对人类世界的责任。[3]因此，新时代，人们不仅需要通过劳动来确保个体及其种群生命的延续，而且，坚持对自然“保护第一”的态度，维护自然的生态系统，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人化自然的世界，这种生态正义是科学认识和克服地球异化的支点。 最后，新时代，抽象劳动、非物质劳动等劳动形式逐渐摆脱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的工具的依赖，转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象征化符号和交互作用的言语。马克思认为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新时代，由于象征化符号和言语活动本身就具有交换性、公共性、交互性，是理解抽象劳动、非物质劳动及其文化的途径，同时，这种象征的、公共性的、交互的和关联性的社会劳动反映社会现实及其存在本身，表现社会的程序正义、交互正义，体现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追求的劳动解放、自由劳动、大众平等和话语民主等。 二、新时代劳动及其教育的正义内涵 劳动教育经历个体劳动时代的个别教育活动形式、社会化劳动时代的集体教育活动形式，到现代数字劳动时代的“个别化的集体教育或集体化的个别教育”，[4]28相应地，劳动教育的价值观经历了从道德人格之善、健全人格之善到社会性格之善，[4]181即有公共价值的正义的发展历程。因此，在新时代，需要探究制度化劳动及其教育之正义的范围、主体和内容。 (一)新时代劳动、劳动教育之“正义何在” 劳动之“正义何在”，即范围。正如高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阿伦特等理论家所言，现代意义上的劳动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有的概念，其社会性、普遍性关系整个社会的正义。它不仅是资本介入的有偿劳动，而且，被置入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成为可测算的、交换的和替换的供给关系，因此，现代劳动具有三个特征：在公共而非私人空间内提供；面向作为社会个体而非私人个体的他者；具有有效性或人们认可的社会价值，而且有出售的可能或表现为某种商品，所以现代劳动“正是通过商品形式变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劳动、抽象劳动，参与社会生产的整个过程”。[5]65进而，基于现代劳动的特征，马克思劳动正义的独特性在于其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下揭示权力不平等，深入到物质生产领域分析正义问题，通过分析社会劳动中的分工、交换、消费和剩余价值的创造，发现社会生产赖以生存的制度结构存在的不平等，主张实质的正义。继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分配正义、持有正义等西方各种自由主义正义理论辩驳中形成和发展劳动的形式正义、交互正义和生态正义，弥补马克思正义理论在规范性论证和建构方面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