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0)01-0101-12 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实践，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共和话语实践有关，也与“共和”这个古老语词的重现以及对英语的“republic”的翻译有关。在这里，并不是因为中国古老的“共和”一词使中国人发现了(英语的)“republic”，而是中国遭遇“republic”之后重新激活了自己尘封已久的“共和”二字的意义。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共和”话语实践是由汉语的“共和”与英语的“republic”互译关系所发动，并由此被框定在“古今—中西”交叉的节点和坐标轴上。 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使命的拓展，以及中国对西方了解的加深，republic作为西方政治体制的表征语汇之一开始进入中国士大夫知识阶层的视野。这一语词的传入大体上有两条通道：一条是明治前后作为日文对西方的翻译词汇而传入中国，另一条是传教士和中国人自己对西方著作、对西方政治的阅读思考而形成的中文译词。 Republic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①在西方古典政治学说中具有多重内涵，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这个名词既可作为国家、宪法、政体的泛称，又可作为一种混合政体的专称。一开始，中国人对Republic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汉语译词，有时根据日本的译法将其译作“共和”“共和政治”，而在华的传教士则习惯将其译为“众政之国”“公共行政”②“民主”“民主之国”“众人之治”③等。当在“国家构造”这层意思上用以表达对美国的理解时，republic很难与united states做出严格区分，故前者有时也被译为“合众国”“合众省”或“合省国”④。在中国将西语中的“republic”统一固定为“共和”这个译词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 这说明，无论是翻译的途径还是对应的译词，republic都曾面临着多样化的选择。最终，republic经由日本学者的“共和”译法，传入中国并逐渐定型。由此也衍生出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republic”最终的译词选择了经由日本传入这一条通道？在诸多的译词中，“共和”又为什么最终胜出？古语“共和”是在哪一层语义上被复活？又添附了什么样的中国意象？ 一、“republic”的翻译和传入——取道日本 已有的研究表明，以汉字“共和”对译英语republic，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完成的。⑤1845年，地理学家箕作省吾在翻译荷兰地理学著作《坤舆图识》时，就如何翻译“republiek”向宿儒大槻盘溪请教，后者建议将“republiek”译成“共和政治”，是为“共和”与“republiek”关联之始。⑥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系列西方政治学著作相继被翻译成日文，作为政体意义上的“共和”“共和政治”在日语中得到广泛使用。⑦ 虽然在戊戌变法以前，中国已有“共和”一词的使用，且与日本文献无关，但“共和”成为“republic”的译名并为中国普遍接受，却与日本关联甚笃。据学者考证，最早在republic意义上使用“共和”的中国人是黄遵宪，⑧而他自1877年开始就随驻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了，他在1887年写的《日本国志》中介绍了许多的日语词，“共和”赫然在列。这种关联从报刊关于“共和”的使用也可见一斑。19世纪末的报刊，以“共和”入题的文章共计8篇，全系译作，译者皆是日本学者，翻译的原刊也来自日本。再如《清议报》中，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中21次用到“共和”，含义与“republic”相当，而该小说的原作者即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柴四郎。⑨国人使用“共和”一语明确表达政治主张的，较早见于孙中山。1895年3月4日、4月17日孙中山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交谈，他说，起义成功后，“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⑩1897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等的谈话中又明确说：“予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吾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且适合于中国国民，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也。”(11)孙中山1897年来到日本，直到1900年6月，近乎三年的时间从未离开。在日期间，他与一些有影响力的日本人往来频繁，明确提出了“共和主义”的政治理想。这样一段经历当然与后期孙中山以日译“共和”作为革命口号有着渊源关系。1902年邹容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1903年，邹容《革命军》一书广泛传播，书中对新国家的表述直接采用了日译“共和”，“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传遍思想界和舆论界。 近代意义上的“共和”语词由日本传入中国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首先源于中日文化长久以来的交融互动，只不过这种互动带有单向性的特点，就像水流，总是由高到低。近代以来，中日的位置高低发生了逆转。遣唐使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华帝国学习观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留日学生和知识分子，将学习所得如获至宝般带回中国。他们羸弱的祖国太需要注入新鲜血液了，这些新知识、新理念、新制度，已经确凿无疑地使附属小国日本走向富强，并完成了对天朝上国的超越，还有什么比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更加震撼呢？19、20世纪之交的日本，已早早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去开眼看世界，由此也创制了大批对译西学概念的汉字新词。落在后面的中国则急需这些新观念、新名词，于是便有日译词大量传入中国的情形发生。“共和”从日本回流，跟“自由”“民主”“宪政”这些新词汇一样，带着启蒙与救亡的希冀，被植入了中国的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