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12-0025-12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争取女性权利、黑人权利和少数人权利，反对战争和保护环境，找回邻里社区、实现合作性的工作场所而蓬勃掀起的社会运动中，民主的参与功能得到了强烈复兴，诞生了一度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民主替代模式的参与式民主。尽管复兴了民主理想中的参与观念，参与式民主在现实中却遇到了巨大障碍。不管是主张温和渐进的民主调适，还是主张彻底激进的民主改革，参与式民主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很少在现实中产生作用。80年代初，即便是参与式民主的捍卫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理论的衰落。1982年，佩特曼在《参与和产业民主》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对许多人而言，参与和参与式民主仅仅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回声①。曼斯布里奇也指出，参与式民主在80年代已经衰落，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以及那些关心使美国更民主的人士，陷入了一个知识的泥沼②。参与式民主理论家作为具有包容性的、富有活力的民主设计者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相比之下，80年代逐渐兴起的协商民主重新点燃了参与式民主的信心。 毫无疑问，协商民主接过了参与式民主的大旗。在许多重要观点上，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保持一致。根据两者的看法，好的民主政治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他人的利益，可以使人们看到什么事情对整体而言是最好的。集中的或多元的民主观念将政治精英运用选举机制作出的决策建立在公民偏好的基础上，而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均主张公民应当参与到更多的决策领域，相信大多数公民对政治作出的贡献是理性的、富有智慧的。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差异。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最基本的批评是，不管从现代民主观念还是从社会变革来看，参与式民主均是不现实的。然而，无论从理论衔接还是从内容来看，协商民主均是参与式民主所开启的理论事业的继续。 一、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批判与继承 协商民主肇始于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实践的批判。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理想和改革计划，协商民主延续了“激进”民主的传统。在许多观点上，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是一致的。 在当代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民主在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现实中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民主模式。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理论学说，在维护自由的名义下，在政治生活中采取了以代议制为内容、以精英主义民主为本质的间接民主体制。 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假设认为，绝大多数人受私利所支配，而非受到共同善的观念的驱动，个人能够对私利的要求作出最佳判断并进行选择。在政治生活中，针对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利益，自由主义民主是最可能的、也是最合适的协调和聚合机制。自由主义民主通过所谓选民的自由选举，经委托一代理机制产生政治代理人以行使国家权力。由于在大规模的选举中选民投票的边际效用几乎为零，在失去政治效能感后，人们对政治生活逐渐变得冷漠，政治也就成为少数政治精英的事情，公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旁观者。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了所谓的民主稳定和便利，自由主义民主利用阶级性和排他性的规则，通过政党结构和官僚结构，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压榨到只剩下对政党和选举的影响。公民逐渐形成了服从和默认的态度，丧失了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代议制将民主政治仅仅压缩为一种选举的政治，将公民权化约为投票权，最终结果背离了民主的真正精神，使得民主所赖以为基础的公民个体逐渐远离了政治生活而走向了政治的垄断，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在当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已然不复存在③。 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参与式民主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并进一步从微观角度对自由主义民主实践进行了剖析。 在政治生活中，自由主义民主通过公共选择过程来形成公共决策。公共选择假设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具有固定偏好，民主的目标就是将分散的个人偏好通过特定的决策规则和机制，如多数人规则，进行聚合。协商民主批评指出，这种聚合式民主，无论是构造民主合法性还是作为民主实践，均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民众仅仅同意民主的过程是不够的，人们可能出于消极的态度或自利的动机参加投票，这将造成民主变成少数人的专利而合法性不足；其次，聚合式民主假设人们通过投票来解决公共政策的分歧时保持固定不变的偏好，这一前提与现实生活是不相符的；第三，聚合式民主主张民主的目标就是通过投票来实现民众偏好的聚合，忽视了民主还具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目标，即共识的达成和公共利益的追求④。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张力，然而，参与式民主理论因自身具有明显缺陷而难以撼动自由主义民主的主导地位。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主要批评，在于这一理论缺乏现实性，未能将当代世界的复杂性置于理论的核心地位。协商民主论者认为，参与式民主理论关于在所有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中实现民主的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追求这一理想是非常危险的。 协商民主论者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批评首先针对其基本假设，即人们通常喜欢参与政治活动，“激进民主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民主参与是吸引人的活动，一旦有机会，人们会自然地作出选择。他们倾向于这种浪漫的教条理论”⑤。参与式民主理论对个人参与的期望太高，对当代政治活动的复杂性判断不足。正如沃伦所指出的，“激进民主的改革思想往往受到一种无法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规模、复杂性的乌托邦主义的困扰”⑥。按照协商民主论者的看法，“个人可能发现决策如此令人负担沉重、无效，以致大多数人将退回到冷漠状态，从而使决策建立在一个从参与性过程中获得的权威的基础上”⑦。在沃伦看来，参与式民主理论无视当代社会的现实，实现其理想的尝试注定失败。
